早在魏晋时期，通过东西方的交流，洋货就已经进入中国。那时，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换得许多西洋东西。不过，那个时候的洋货数量有限，主要是供皇室和贵族享受，民间并不多见。

　　到了清代后期，通过沿海贸易、出国、走私等渠道，洋货渐渐向民间渗透。尤其是1840年后，洋货犹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华大地每个角落。

清朝宫中女官、舞蹈家裕容龄

　　巴黎时装三个月到上海

　　洋布细密光泽，美观耐用。用洋布做的洋装进入中国后，使人们的服饰有了明显的变化。到了民国初年，汉族社会的男子西装、中山装已经相当流行。大城市是如此，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偏僻县乡也是一样。

　　女士服装在清代后期和民国初年，基本保持上衣下裙的形式，只有为数不多的青年女子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长的高领衫袄和黑长裙，以为如此才文明、新潮。西服盛行后，女性服装式样呈现出多样化，由于有商船直航欧洲各大名城，巴黎等地的新式服装三四个月后即可流行于上海。在领导时装新潮流方面，电影演员、模特、交际花走在最前，鼓动作用也最大。什么“番花”女西装、西式裘皮大衣、百褶裙、好莱坞明星服等等，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流行过。

　　各种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对国外新颖服装的宣传和推动，使得洋服显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法国装、英国装、意大利装、美国装、俄国装、日本装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过度的开放，也遭到儒家礼俗的排斥和抵制，守旧的中老年人，仍然坚持长衫、长袍和中国传统服装。

　　主食没受西方冲击

　　鸦片战争后，在西俗大潮的冲击下，汉族社会的饮食形式在晚清后期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西餐馆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士大夫以西餐为时髦，开始出入西餐馆。一些讲面子、比排场、赶时髦的人，请客和应酬也择西餐馆。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西餐馆越开越多，名称上越来越中国化，如“一品香”、“一家春”、“海天香”、“一枝香”、“醇和村”等等，这些看上去像是中国餐馆，实际经营的是西餐。上海的外国酒店以法租界内最多。北京的西餐店也不少，如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等等，档次都很高，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洋食品种类更是繁多，在中国的一些外国洋行生产的汽水、冰淇淋、糖果、罐头、点心和从国外运来的葡萄酒、香槟、啤酒、威士忌等在一些城市中渐渐流行。

　　随着洋糖果、洋罐头、西饼等大众食品进入中国千家万户，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机器、技术的输入，使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有了质的改变，例如自来水的引入，改变了人们数千年的饮水习俗，寻常百姓受益匪浅。尽管如此，中国人的主食和进食方式基本上没有受到洋货的冲击。

1923年，身着“白衫黑裙”的宋庆龄。“国母”端庄文静的内在气质与衣饰相得益彰

当时的公司女白领(职员)着装

年轻的富家女

　　洋房带动建材业发展

　　外国人在中国建洋房，最早是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的西式住宅。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一些城市大兴土木。很多大城市，纷纷出现洋楼，成为当地建筑的新潮流。在洋人高楼大厦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式或半西式住宅。当时的洋房，不仅外观新颖，室内陈设也较为考究，器具效仿欧美，上海人要用铁床、皮榻、电灯、电风扇，才觉惬意。北京人用西式家具者日益增多，以至在民国后开设了不少西式木器家具厂。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技术传入中国，由于这种砖石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强度大，可以造一些大跨度坚固建筑，清后期上海俄华道胜银行大楼(1901年)、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1903年)、青岛提督公署(1905年)等一大批大厦相继出现，从此，大型建筑木构架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结构的出现带动了建材业的大发展，钢铁、水泥、机制砖瓦、玻璃陶瓷、五金、油漆、水磨石、马赛克、石膏花饰板、五金饰件等成了新兴的极有前途的行业。

　　进口汽车找不着马路

　　随着洋货在中国的大量出现，西方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也进入中国，火车、汽车、电车、摩托车、腕车(人力车)、自行车这些先进交通工具，不但弥补了中国传统交通工具的不足和局限，而且对中国人的社会活动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865年农历七月，英国人杜兰德在京师永定门外建成中国最早的铁路。汽车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1年，车主是旅沪匈牙利人李恩时。

　　1908年，—位旅美华侨从美国购回一辆汽车，原本想运回广州，但因广州尚未开辟马路，只好给了在香港经商的儿子，这是香港有私家汽车之始。当时无须领牌照，也无交通规则需要遵守。不久，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大使、公使、洋行订购一批汽车，在租界内行驶，至此，中国的汽车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