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还在读中学的我就开始读姚雪垠的《李自成》，当时对历史小说艺术地再现明末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景，惊奇不已。从1957年写到1999年，姚老的写作持续了四十多个春秋，真是一个“马拉松”作家，我真想一睹姚老的风采。
1994年，我因要主编《劳动报》新创办的彩色月末刊，到北京约稿。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徐中玉先生同姚老关系甚好。为了有机会拜访姚老，我带上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到姚老家后，姚老仔细听了徐先生的问候录音，询问了徐先生的近况，随后便回忆起当年同徐先生在大厦大学共事的情景。那时姚老任大厦大学文学院代院长。他还让我录了一段问候徐先生讲话录音，带回上海。今天重新听录音，当时的那情景宛如眼前。
提疑问终成忘年交
记得那天下午，我如约到姚老家拜访。眼前的姚老满头银发，连眉毛也是雪白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睿智。环顾客厅，中央高悬着他亲手书写的斋名“无止境斋”，骨力洞达，肌腴筋健，韵味无穷，具有极浓的“书卷气”，也透露出这位老作家学无止境、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让吾辈敬佩不已。姚老说，现在一般已不外出参加会议，闭门谢客，抓紧时间写完《李自成》第五卷。
我曾拜读《李自成》一、二卷，对姚老掌握史料之丰富，分析之精辟，十分敬佩。因此我萌发了读《明史》和清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等史料的兴趣。但未找到《李自成》中牛金星的奏疏和李岩等人的诗文。于是我问姚老这些东西是从哪些野史中挖出来的?这个问题，久积于胸中，那一刻我脱口而出。
姚老特别高兴，他做了个握手的动作，笑道:“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我追问:“还有谁提过此问题？”他答道:“第一人是大文豪茅盾。这些诗文奏章把茅盾也蒙过去了。一次在文联开会，茅公问我，那些诗文奏章从哪里搞来的，我怎么没见过。其实这些东西大都是我根据当时情景编撰的。”听了这番话，我感到荣幸和惊异，荣幸的是我的疑问竟与茅盾相同；惊异的是奏章诗文要求很高，姚老不仅撰写准确，而且符合明末文人的用语习俗，显示了这位学者作家非凡的国学功底。
我的提问打开了姚老的话匣子，在与我交谈的三个多小时里，他讲了毛泽东保护他的全过程，谈到邓小平关注《李自成》的创作等情况。姚老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或是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必须克服困难，珍惜时间，坚韧不拔，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要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这部小说的。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后来比较顺利，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写下去！每天凌晨3时左右起床写作，多年来已成为我的习惯。我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个人要耐得寂寞，耐得寂寞的人，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相反，耐不得寂寞的人，会心存浮躁，哗众取宠，热衷于出风头、赶时髦，不会有大的成就。”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姚老谈笑自如，我见晚霞映红了书斋，便起身告辞了。
走出姚老书斋，天边的彩云映红了宽阔的复兴门大街，清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我心里热乎乎的，回想姚老的话，我感慨千万，从心中蹦出了一句话:读书虽然是没有钱的，但读书是有用的。这次难忘的采访，使我立志成为一名学者型的记者和作家。姚老还惠赠我一条幅，上书“经多实践思方壮，勘破浮名意自平”，我将此条幅悬挂在寒舍的墙上，作为永远的警策。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三百六十多年前的3月19日，李自成率领百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占领了北京，崇祯皇帝被迫自缢，明王朝统治宣告结束。然而好景不长，进城4l天后由于起义军将领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加上吴三桂勾结满人入关，起义军狼狈出逃，李自成变为悲剧人物，这段历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
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败、得失、荣辱，全都与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紧密相关。据说姚雪垠是“文革”中经毛泽东保护的中国唯一的作家。那时毛泽东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不久许多以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小说、电影、戏剧纷纷被打成毒草。姚老的《李自成》第一卷写了崇祯皇帝、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可以说将毛泽东批评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全了，当时比他有名气的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毛泽东为何会赏识《李自成》，还亲自出面保护姚雪垠呢?
姚老说: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写《李自成》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书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社会行立刻引起轰动，很快被判为大毒草，那些肯定过这部书的领导人都有一条罪状:包庇老右派姚雪垠，吹捧大毒草《李自成》。那时，抄家焚书在蔓延，随时都可能延及他家。正在这个时候，一道“最高指示”救了姚老和他的《李自成》。1966年7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看见王任重列席，将他叫到身边，指示道:“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这一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护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揪斗游行、打伤、关押，只是被抄了一次家，所幸的是稿子、卡片、大量藏书没遭被毁、被烧的厄运。”
姚老在“文革”中曾经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他的信作了批示，当时流传很广。一般说来，那时“四人帮”横行，信搞不好要落到他们的手里，那将是一场灾难，我问姚老，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将信转到毛泽东手里的，毛泽东究竟作了哪些批示?
姚老说:“我当时在武汉日子很不好过，极左分子背着市委领导，天天来干扰我，使我无法坐下来继续写《李自成》，已经写成的第二卷也不能修改。有一位朋友建议我给毛泽东写信，这一建议虽好，但有很大风险。自己是30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我的信落到别人手里，就惹大祸了。我给原武汉市委文教书记，时任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成员之一的宋一平写信，问他有没有办法将我的信直接转到毛泽东的手里，他同胡乔木等同志商量后，马上给我回信，说是有办法的，并说毛泽东患了眼病，嘱我用毛笔写信，字要大一点。1975年10月19日，我将信从武汉寄给宋一平同志，胡乔木很快把信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当时患病很久，又患眼疾，他看了姚老的信后，立即用铅笔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批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姚老一边拿出毛泽东批示的复印件给我看，一边继续说:“多年来流传毛泽东1963年对我信所作批示，全是误传，现在我给你看的这个批语才是信史，这是最权威的史料。我给毛泽东的信写成于10月19日，寄到北京宋一平手中应该是21日或22日，经他转交胡乔木，经过商量，由胡乔木写报告，转呈我的信。胡的报告所署日期是10月23日，经过转呈，耽搁数日，到病中的毛泽东手中，大概在10月底了。毛泽东用粗铅笔写了潦草批示，所署日期是11月2日。”
“毛泽东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的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我终于在1975年12月下旬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李自成》创作。”
姚雪垠对毛泽东评价比较客观，从他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可见其为人。他说毛泽东有诗才，有的诗确实写得好，但不是每首都好，更不是句句、字字都无可挑剔。说到这里，他提到郭沫若，说他连毛泽东在书写时的笔误也大加吹捧，有点过了。他对照传统诗的基本要求，举例评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几点不足之处:一是有些句子是蹈袭前人的；二是有的属于陈词滥调；三是有的过于直露，近乎口号而没有诗味；四是有些不合韵律，多处一字重犯。他说毛泽东诗词开始发表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歌德颂圣、阿谀奉承的声音，成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主旋律的时候，灾难就不远了。
邓小平关注《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幅明清之际阶级斗争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这部书问世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文坛大师茅盾、叶圣陶和臧克家等给予充分肯定。听说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曾关心《李自成》的创作，便请姚老作一些介绍。
姚老点点头微笑道:《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和第二卷都在1977年春天出版。当时邓小平仍然住在西郊，有时间将一、二卷(共五册)全部读完。到7月中旬，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
姚老说，邓小平刚回中央工作不久，就派张平化来看我。平化同志说:“邓副主席委托我来看望你。你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什么困难请你提出来，由中央替你解决。”我诚心诚意地对张平化说:请你告诉邓副主席，我非常感谢他的关怀，我一点困难也没有，请他放心。我的回答使张平化同志感到十分奇怪。过了一两天，才从报纸上看到张平化是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听说他在中央与其他同志谈话时说:“邓副主席委托我去看望《李自成》的老作家姚雪垠，他借住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困难。他坚决说没有困难，不要中央帮助。我想中央还是考虑他确有困难才是。”
其实当时姚老很困难，户口不在北京，粮票和一切票证都没有。因为住处太小，参考书籍和卡片也只好留在武汉，影响他的工作。那为何不向中央讲实情呢?我插问。姚老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他说:“我当时对张平化讲生活上毫无困难，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1951年我离开教坛，返回创作队伍，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虽然引起全国的轰动，但丝毫没有改变我的处境，相反遭到有些人的嫉恨，非要将我打倒不可。毛泽东来保护我，他们就搞得我不能安心工作。当邓小平委托张平化来看我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写字台，让我继续安心工作。过了半年，国内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我根据实际情况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要求，邓小平立即批示中宣部和文化部，及时将我的困难解决了。”
在张平化奉邓小平委托看望姚老不久，有一位朋友向他转达了邓小平对《李自成》前两卷的评价的话。邓小平评价的大意是:《李自成》第一卷十分精彩，可以说无懈可击；第二卷虽然不如第一卷，但能够写到目前的这样水平也十分难得。
创作《李自成》的缘由
我问姚老，创作《李自成》这样的历史小说是否与自己生长在河南、从小听到有关李自成的传说，从而引发了创作《李自成》的念头。
姚老说:“不少学者也提过类似问题，我幼年时听到的李闯王的故事都是诬蔑李自成的，说他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金元宝没有人拾。大顺朝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侮辱之词。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盲目随着前人的脚印走，否则就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今人，我的小说将遭到读者的嘲笑，甚至唾骂。”
大约二十三岁左右，姚老因失业住在开封，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去看书，他看书比较杂，但较多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一天，他偶然发现记载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壂的《守汴日志》，二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多年不能忘怀。这是姚老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
抗战时期，他又接触到一些明末史料，开始动念写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但力与心违，徒怀虚愿。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着手研究明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写了不少笔记，还发表了一篇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同时他开始研究崇祯及其家族的政治生活，从明武宗研究起，还曾以《崇祯皇帝》为题撰写论文，这一切为他后来在小说中描写崇祯皇帝的生活、性格和必然亡国的历史命运，奠定了基础。
我过去总认为亡国之君都是昏聩无能、荒淫无度之辈，看了《李自成》，我改变了对崇祯皇帝的看法，连他的政敌李自成也在北伐诏书中使用“君非甚暗”的话，他亲掌朝政，给人的印象是“宵衣旰食”、“刚毅有为”，力图振作，与历代亡国之君迥然不同，崇祯皇帝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姚老时，姚老说，你讲得有道理，写历史小说，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应该靠随意想象构成题材。由于朱由检不同于一般的亡国之君，他竭力挣扎奋斗，所以才使他的王朝能维持16年之久。我把朱由检写成一个生活着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亡国之君。
永载史册的《李自成》
李自成的形象塑造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记者认为第二三卷中的李自成有点拔高之嫌，语言也显现代化一点，这是否同姚老力图表现李自成是我国旷古未有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人物有关，姚老是不是按照理想主义对这一任务加以塑造的。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看法。
姚老说:“我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或历史小说家，决不会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和编造历史。李自成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在塑造他的英雄形象时，在性格和事迹方面基本上根据本人原型，但也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
姚老告诉我，1962年国庆节他抵达北京，拜访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要姚老“一定注意”，“决不让古人说现代话，尤其不能使前人说后人的名言，像东汉的蔡文姬，竟可以说出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着，吴晗抿嘴一乐，“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他指的是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
姚老说:“其实我没把李自成写得超过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他相信天命，想当皇帝，在困难中求神问卜，破了襄阳以后就称‘大顺皇帝’，这些能说他是现代共产党员的形象特点吗?如果把他描写得和当时的普通农民一样，那么百万大军怎么会跟着他前赴后继呢?”
史学界有这样的看法:农民起义其实破坏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进步，陈胜吴广以后的历朝史实，黄巢起义造成了社会动荡，接着是五胡乱华。宋代和明代的农民起义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带来了异族入侵，农民起义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姚老说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清统治者有的就很有作为，满人也是中国人，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显然，他想说明，李自成起义造成明朝覆亡与满族入主中原，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那么，《李自成》第二卷基本上是动乱年代写完定稿的，是否会受到当时儒法斗争的影响?而且《李自成》有些地方显得太拖沓，不知姚老以为如何?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姚老说:“我反对儒法斗争之说，杨荣国过去是我的好朋友，他提出了儒法斗争的观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后来我与他断绝往来。我的小说里没有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我是老老实实地写明末阶级斗争。我努力把《李自成》写成如胡绳所评价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停顿一下，姚老还意味深长地说:“有些人的人品和作品，在他们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后人自有评说，或取或舍，或誉或毁。不过，历史人物的功过，文学作品的优劣，自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有的作品，刚出版可能热闹一阵子，但很快就会黯然失色，被人遗忘。有的作品，当时可能还不被人们所理解和重视，但时间越久远，就越会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姚老谢世后，国家设立了“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现已颁奖二届。在他的家乡还建立了“姚雪垠文学馆”。这次在北京，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谈起姚老，金炳华盛赞道:“姚雪垠先生的精神世界就像那广阔无垠的白雪一样，具有冰清玉洁的美好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