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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摄于爱荷华。桌前右一，聂华苓；后排左一，冯骥才，左三是尚未成名的帕慕克
是她，让祖国大陆及台、港、澳的文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第一次聚首。
也是她，打开了华语文学通往世界的窗户。
她曾在胡适担任发行人的杂志里工作，她和丁玲、艾青、萧乾、柏杨等人是至交……
难怪有人说她是活着的“现当代文学史”。
她，就是华裔女作家聂华苓。
今年夏天，年过八旬的她，把自己的如烟往事，塞进了新书《我的三生影像》，在出版方三联书店的邀约下来了趟北京。
在清华园一栋小楼里敲开她的门时，她与作家迟子建、毕飞宇、苏童聊得正酣。
鬓发已白，乡音无改，笑声朗朗。还有苏童所描述的，她那“爱丽斯梦游仙境般的眼神”。
所有过往，即便曾经的“暴风暴雨”，由她讲来，无雨也无风。
◎采访手
真人
问聂华苓选择去爱荷华的作家标准。
“好作家嘛！”回答干脆利落。
那么，何谓好作家呢？
“好作品嘛！”
笔者提及，作家声名大小与作品好坏没关系。聂华苓道：“看什么人看嘛，我自己也写作，就知道好坏。”
Paul曾说：“猎狗的鼻子闻得出骨头，聂华苓的鼻子嗅得出才华。”
她对当下短篇小说的命运是无奈的。苏童曾对笔者提及“写短篇让自己揭不开锅”，聂华苓说：“短篇在美国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美国，早就没有欧·亨利了。”
对于中国作家被译介到西方，聂华苓感叹：“翻译是翻译了，能销多少就不知道了。常常是在书店里能上架两个月就不错了。在美国，书更新太快了，成不了畅销书马上见不到了。”
她惊诧于现在西方新作进入中国的速度。“好快啊。我们在美国还没见到书，苏童就问我你看了什么什么没有。当然，翻译得好坏就不知道了。但至少读的人能知道结构、情节。”
到现在，聂华苓跟家人说话还是一口地道的湖北方言，除了女儿。
言谈间聊到美国大选，她称自己的选票会投给奥巴马，女儿蓝蓝在一旁打趣，聂华苓选他，是因为他漂亮。聂华苓马上反驳：“漂亮？谁说是因为他漂亮？奥巴马真有政治理想。”
聂华苓对迟子建的描述，能不能用在她自己身上呢？
那就是：“非常真的一个人”。
聂华苓简介
华裔女作家，1925年生于湖北。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1964年赴美。1967年与丈夫一起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等，并有回忆录《三生三世》。
◎文/一未
■《自由中国》：突然发生的，对一个阅历不深的人就是地震
聂华苓的前半生，“迁徙”是常态：1925年生于湖北的她，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1949年由中国大陆去台湾；1964年赴美。
每次大的迁徙，背后都是故事——第三次尤让她心悸。
“飞机飞上天空，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聂华苓说，直到起飞前的最后一刻，她都有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可能。这种可能，源于她与一本杂志“奇妙”的缘分。
1949年6月聂华苓到台湾，年底《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曾在大学期间写过几篇文章、想找份工作补贴家用的聂华苓，走进了需要文稿负责人的《自由中国》。 杂志发行人是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雷震1917年加入国民党，到台湾之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还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
最初创办时，编辑委员会有十人左右，是一个“奇怪”的组合：有学者、思想清明的文人、血气方刚的理想主义者……还有国民党官员，譬如“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
这样一本杂志，出发点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雷先生本来很‘国民党’的。大家都以为，《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是国民党政权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并无冲突。”
只是不料，杂志“血气方刚的善意”，当年的国民党并未领会，自然也不领情。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局面，在1951年“升级”。因为一篇社论，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这一次，杂志妥协了，发了篇文，对相关职能部门道歉了事。此后，《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雷震的斗劲也越来越强，直至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社抄了，雷先生抓走了”。
第二天，台湾《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聂华苓傻了。进入《自由中国》不久，她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雷震觉着文章不错，邀她做了文艺编辑。聂华苓成了编辑委员会上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
尽管《联合报》在刊登“叛乱”消息时，戏剧化地强调“聂华苓与此案无关”，但恐惧并未远离。“突然发生的，对一个阅历不深的人就是地震。”跟踪、抄家、隔离如影随形。
当时，还有段“屋漏偏逢连阴雨”的插曲。“医生还误诊我得了肺病。躺在床上一个多月，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太惨了。八个星期后，才知道照片有问题，我没有问题。”
而半个世纪后提及这些，聂华苓只言感激：“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
■异域情缘：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
惶惶不安的日子，聂华苓以写作泅渡。
1960年，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台湾《联合报》，引起轰动，短短几年，一版再版。
1964年，聂华苓应邀成为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
就是在爱荷华，聂华苓开始写作小说《桑青与桃红》。走过了台湾之“痛”，聂华苓在学校心理系的图书馆看了很多关于精神分析、病态心理学的书，慢慢酿造出了这本书的结尾。她说：“人多多少少有点人格分裂。譬如说，我要不要吃一口巧克力。在吃与不吃之间，都可能争斗。厉害的、大的问题，人与自己斗得就更强烈。”1990年《桑青与桃红》的英译本获得“美国书卷奖”。在《我的三生影像》北京首发式上，聂华苓说：“人学，就是文学。”
在爱荷华，聂华苓找到了爱情——与志同道合的美国诗人PaulEngle携手人生路。
男女之间，相逢偶然。
1963年，两人在台湾的一次酒会上相遇。一见钟情。美国诗人PaulEngle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1971年，聂华苓成为了“Mrs.Engle”。
相逢偶然，别亦偶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两人共度的最后时光。 1990年，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夫妇去波兰接受新政府文化部颁给他们的“国际文化奖”。在芝加哥转机时，Engle在机场遗失了聂华苓送的爱尔兰鸭嘴帽，转身去找。登机时间到了，还没回来。聂华苓拖着大包小包去找爱人，找到了，只是高大的他已轰然倒下。送到医院不过十来分钟，相濡以沫的两个人，便阴阳两隔。
那一年，聂华苓66岁。“从此我再也不记日记了。PAUL走了，我还有什么可记的呢？”
曾有通灵大师要给她预言未来，她毫无兴致：“最美好的我经历过了，就是跟PAUL相爱；最坏的我也经历过了，就是PAUL的离去。还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的呢？”
■精诚合作：毛泽东诗词首次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聂华苓和Paul一路走来，留下太多记忆，绝大多数关乎文学，文学圈的人津津乐道，圈外却知之寥寥。但有一桩事，却曾举世关注——1972年，两人“精诚合作”，翻译出版了英译毛泽东诗词，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进入西方读者的视野。
受关注的程度，是聂华苓不曾想到的。当时，台湾报刊上有人骂聂华苓不忠不孝，“父亲死于红军的枪下，所以在台湾看来，我翻译毛诗就等于背叛父亲的亡灵。”而海峡另一端，则抱以惊喜和期待。
其实，他俩动手翻译毛诗，纯属偶然。
“我到美国后才接触到毛泽东诗词，在台湾看，早就被抓起来了。看了我很喜欢，尤其喜欢他写感情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什么的。”有一天，聂华苓正在厨房做饭，“很简单的饭菜，我不是一个好厨师。”这时，诗人丈夫突然问她：“听说毛的诗写得不错？”聂华苓说是。丈夫说，你翻两首给我看看。“我就翻了，一点政治目的都没有。纯属自娱自乐。也没想过发表。我记得我翻了《蝶恋花》。”
据她回忆，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毛泽东的诗本身不难翻，只是，他的四行诗，往往就是一段历史，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不懂中国政治史，你就根本无从下手。”聂华苓恶补了一把中国政治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牛刀小试，竟被朋友把风声吹到了纽约一家知名出版公司。“他们打电话来，想出版我们的翻译稿。我们说好啊，那么大的出版公司。美国出书要代理商，我们没有，也就没有通过代理商，自然没想到讨价还价。没赚到多少稿费。”
夫妇俩合作的英译毛诗1972年在美发行，后来又转译推出了法文版。“那一阵子，西方对毛有兴趣。”
■活文学史：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
作家刘恒说，所有的灾难，都跟隔绝有关；而聂华苓所做的，是用交流对抗隔绝。
1942年，PaulEngle接掌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这其实是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铁皮营房，谁也不曾想到此后会发展成美国文学重镇。1967年，Paul和聂华苓一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机会。
1979年中美建交。
一天早上，夫妇俩在阳台上吃早点。PAUL突然说：“两岸一直不通，我们来把他们搞通好不好？”聂华苓说：“不是政治家，怎么去搞通啊？”PAUL说：“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是文学家呀，文学家有文学家的方式。”
1979年初秋，聂华苓夫妇制造了一个“中国周末”——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欧洲的三十多位著名华人作家，在1949之后第一次坐在了一起。聂华苓对大家说：“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来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今天不可能得到任何具体结论，我们现在这一刻在一起，那就是结论。” 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位是毕朔望，另一位是萧乾，他们立刻成了整个聚会的中心。聂华苓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大家好激动。绝大多数作家都没去过大陆，来爱荷华都是为了见大陆作家，尤其是为了见萧乾。”
1967年“国际写作坊”问世以来，接待了来自36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作家，其中，海峡两岸的中国作家就达100多名。聂华苓说，“爱荷华，四代中国作家来过。”艾青、丁玲、王蒙、王安忆、茹志鹃、汪曾祺、余光中、杨牧、王文兴、白先勇、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爱荷华大学还会给他们配英文助手，并努力译介他们的作品。聂华苓本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译介百花齐放的文学”。
1980年秋，王蒙与艾青一起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这段经历，在王蒙自传《大块文章》中能找寻得到：“1980年8月至12月底，我在这里完成了中篇小说《杂色》。”“我接触的‘洋人’比华人多，台湾背景的比来自大陆的多，基本不了解中国的比了解中国的多……”此行使王蒙认识了不少人，认识了纽约的夏志清、唐德刚，认识了黑人作家、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尼·莫里森、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等。他总结道：“无论如何，从此美国对于我是一扇大致敞开了的大门。”
1983年，王安忆陪同母亲、作家茹志鹃同赴爱荷华。后来，王安忆在给聂华苓的信中写道：“世界很大，而我们的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我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认识美国，还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
女作家蒋韵甚至把2002年在爱荷华的经历视为自己写作的拐点。在那里，她目睹了作家们集体签名发表声明，以国际作家笔会的名义致信布什反对出兵伊拉克。这让她很受冲击：“我们已经不习惯对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作家大都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当时作家们签名给布什写信的时候我就没签名，中国作家都没签名。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习惯。”
余华的美国之行，让他感到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对自己的生命有种分秒必争的意识，而中国作家似乎不然。“在美国如果是我这样年龄的一个作家，将会很少外出，会是一个专心致志写自己东西的人，而在中国像我这样年龄的作家经常在天上飞。”
此次“北京之行”，聂华苓在饭桌上也不忘聊聊“国际写作计划”。她对铁凝说：“别的国家能出钱让作家去爱荷华，为什么中国不行呢？”
琐事杂忆：她的“好人缘”，绝不是没有来由的
在《我的三生影像》的新书发布会上，中国文坛名家云集，莫言、余华、李锐、苏童、毕飞宇、迟子建、刘恒……“我知道他们会去，但几乎去过爱荷华的每个人，能到的都到了，真让我惊讶。迟子建、苏童、毕飞宇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愣了。那么远，从哈尔滨和南京坐夜车来北京。他们都很忙啊。”
聂华苓的“好人缘”，绝不是没有来由的。
1978年，聂华苓在阔别三十年之后第一次回大陆。翻译过毛泽东诗词的她，自然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可一到北京，她就忙着打听一群“没有平反”、只阅其文、未曾谋面的作家们：艾青、王蒙、萧乾、丁玲，他们在哪里？甚至在官员宴请的席间，她还重申自己想见他们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她托朋友寻找艾青。直到她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是艾青！”她便带着全家去了，在北京一个逼仄的小胡同。那一次，她还忙着见到了王蒙、萧乾、丁玲等人。听聂华苓朋友讲过一些她的故事。
有编辑想把她与Engle的合集《鹿园情事》纳入某“丛书”。聂华苓表示“很高兴”，但坦陈其顾虑：《鹿园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如文章重复入选，似有欺骗读者之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权怎么办？”
南京凤凰台饭店的总经理蔡玉洗热心文化事业，有意效仿“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创办“凤凰台国际写作中心”。蔡先生邀请聂华苓出任“中心”的顾问和题写“中心”的铭牌。聂华苓复信说：“要我当顾问很荣幸！至于写中心铭牌，我的字实在不能见人。就免了罢！”其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潇洒。
有内地出版社曾把聂华苓的自述性文字汇编成一本她的“自传”，并定名为《最美丽的颜色》。收到样书后，她来信云：“我就觉得题目不好，既是自传，如何能称自己是《最美丽的颜色》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些文章凑起来的，只怕现在的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对你们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
据说，PAUL去世时，最担心聂华苓的，是她“不懂钱”：“去世前，他专门指定了一个银行官员，给我的私人财产把关。我要多用一点钱，都要那个官员批准才行。”
她有一次差点弄丢了12万美元。
有天早上，聂华苓突然接到一张单据。“还以为是哪个商家的广告单呢，没多看就扔进了垃圾箱。到了中午我想起来这事，觉得好像不对劲，又把那张单据从垃圾箱里捡出来。但我怎么也看不明白。”后来请教一个朋友才知道，那是银行寄来的12万美元支票。“原来是PAUL的胞弟去世之前，从他自己的遗产中划了12万美元给我。”至于Paul的胞弟为什么要送12万美元给她，她始终没想明白。
她也曾实实在在丢过三万美元。“有个朋友，有次求我，说她想在她家附近开个店，但本钱不够。我问差多少？她说差三万。我就给了她3万。但这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她了。我的银行官员一再写信催她还款，她也不回信。”
据说，聂华苓一直怀念几十年前的“大陆之行”。“我跟PAUL跑了16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就狂看地方剧，川剧、昆曲、秦腔、河南梆子、越剧、汉剧。真是大开眼界，好过瘾好过瘾。”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大陆同胞的精神状态。聂华苓曾感慨地说，“那样子要能维持下去，中国真不得了！”
她能感觉到“大陆人好像正在富起来”，但她也有担心：“经济好了，总不是坏事。不过……不过，中国人传统中好的一面，尤其八十年代初纯真的那一面，理想的那一面，都丢掉了也好可惜的。”
“人对人的信用，人对自己的要求，好像都下降了。传统中好的东西好像都在消失。把自己的生活搞好就行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个好学校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国事天下事都不要管了。”
聂华苓说，她“真的很着急的”。
■摄影/小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