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民间双年展开幕，艺术家聚焦水墨画创新

当代艺术对国画进行了重新阐释。图为王蓬的《丢失》（左）和张春红的《发神》。

　　本报成都讯 （特派记者 周文翰）昨天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三届成都双年展，把焦点对准了“水墨画”———在“重新启动”的名义下，华人艺术家李华弋貌似复古的“宋代山水画”、重庆艺术家李华生用一条条细线组成的“线条日记”抽象画，以及年轻学生用国画颜料和皮草组合而成的装置作品，在同一空间呈现出来。按照展览的艺术总监冯斌的说法，他们是希望对“国画”进行新的阐释，“国画也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

　　西方忽略中国当代水墨

　　艺术家李华生的转变具有代表意义，1987年之前，他就以新文人水墨创作名噪画坛，但是在国外的巡回展览和对欧美当代艺术的接触让他拉开距离看待传统国画的局限性。“我觉得国画完全和当代的生活没有关系了，所以我就不画了。”这次他展出的四张名为“春”、“夏”、“秋”、“冬”的作品，就是他日复一日用线条组成的小格子，而远看就像黑蒙蒙的布片一样。

　　主流国画界与这些偏向创新的艺术家们的相互嘲笑仍在继续。策展人之一，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视觉艺术系的教授沈揆一也指出，中国前卫艺术在西方越来越受关注，但是在他们对中国前卫艺术的认识中，水墨艺术始终缺席。“虽然这次展出的部分作品还用‘国画’这个词称呼，实际上已经与传统国画不可同日而语。”他指出，李华弋的“宋代山水画”并非复古，而是用细节上的宋画方法、局部进行重组产生的，“非常具有现代美学的解构观念，只是乍看像宋画而已”。

　　最大的民间双年展

　　此次成都双年展包括“主题展”、“特展”、“新人展”三大单元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间双年展。其中，“主题展”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内地省份的61位艺术家参加，“特展”有两位艺术家参加，“新人展”则囊括了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12所高校49位本科生、研究生的作品。此外还有21位台湾艺术家参加“水墨新动向———台湾现代水墨画展”。今年的策展人团队包括沈揆一和美国美术评论家林似竹（Britta Erickson）、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艺术总监由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国画系主任冯斌出任，他们组成了“成都双年展”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的策展人团队。

　　主办方回应“不可持续”质疑

　　前两届“成都双年展”分别在2001年、2005年举行，主办者是成都的地产商邓鸿投资成立的成都现代艺术馆。这一西南地区出现的首个双年展也充满了争议。比如，此前有批评家批评第二届的展览主题和地产项目同名，伤害了艺术展的学术性。而第一届和第二届之间四年的耽搁也让很多人怀疑这个展览的持续性。

　　邓鸿解释说，第二届成都双年展之所以推迟，主要是因为当时新的展场尚未修建完工，“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当然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以后一届也不会耽误了。”他还透露将在两年内投资3亿元左右建设一个包括歌剧院、美术馆、音乐厅在内的大型项目，下届双年展将在新的美术馆中举行。

　　■ 策展人说

冯斌：供奉制影响国画创新

　　新京报：说到双年展，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当代油画、装置、影像等等“当代艺术”，为何此次成都双年展选择国画作为展览重点？

　　冯斌：邓鸿原来画国画，我自己也是国画出身，一起说的时候就定了。我想，一方面现在传统的国画要被很火热的当代艺术逼疯了的样子，另一方面又面临国学复兴、中国崛起这样的局面，所以做这个展览也是要给国画一个新的出路。其实“国画”这个概念的产生就是因为一百多年前洋枪、洋炮、洋画进来了，于是才出来“国画”、“国语”、“国剧”这样对应的词汇。

　　现在当代艺术很火，国际上很关注，但是国画在国内的市场比搞油画、装置的大多了。比如山东人一年有20多亿元买国画，淄博一个地方就有300家卖国画的画廊、画店，国画家是很赚钱的。相对来说，国画的主流是比较保守的，好像游离在社会文化进程之外，艺术家、学者也在思考国画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重新启动”，就是想给它重新注入活力，而且肯定有创新的国画也是当代艺术中的一员。

　　新京报：主流国画界比较缺少活力，是不是与其更依附美术家协会、画院、美术学院这样的体制有关系？之前有人提出撤消画院也引起很大争议。

　　冯斌：的确是，国画从来都是有供奉制的，比如画院的体制就可以追溯到古代宫廷的供奉。前一阵有人议论撤消画院，但是撤不了，因为画院里里外外的人有自己的利益，不是说撤就撤的。其实有些画院也活得不怎么好，之前艺术品市场差的时候想找个挂靠单位都找不到。现在艺术市场起来了，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个双刃剑，既有良性的推动力，卖出作品等于你的劳动被认同，经济上也补助了你，这对艺术家是有推动的，另一方面也有把持不住的。

　　新京报：目前看“成都双年展”的未来似乎完全依靠邓鸿个人的财政状况和兴趣，这让人很担心这个展览的持续性。

　　冯斌：民间资本做展览，好处是可以避开体制内各种关系的羁绊，而且他每次花几百万把展览做下来很不容易，像1994年也是企业家做的广州双年展就没有做下来。长期看，不管怎么说民营资本做双年展也要有个机制。比如经费、人员要独立出来，目前这个展览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他的公司商业体系内操作，比如用的场地就是他下属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分公司也有自己的盈利压力，做这个展览又是老板给的任务，这样难免有冲突的时候。我也建议邓鸿让政府介入一点，至少是一个支持的力量，但是今后怎么办也要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