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那团最热烈的火，燃烧自己，用生命把梦想照亮；你是那道最美的彩虹，编织理想，把爱全部给了信仰……”连日来，这首名为《星火燎原》的新歌正在解放军出版社传唱，以纪念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军旅出版家、编辑家黄涛。2008年8月9日，88岁的黄涛静静地离去了。他的离去令人为之动容，也令人叹息、难过、落泪，但他一生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精神，却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辉煌灿烂的人生，什么叫做响亮有力的“结尾”。

　　为“星火”“燎原”

    一生情系《星火燎原》

    黄涛锦句之一：“我这一辈子干了很多工作，但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编纂《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是我的心。”

    2007年11月7日，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老伴儿马艳秋及4个儿女都聚集在病床前，黄涛得知病情后，对老伴儿和孩子们说：“你们帮我把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请来，我有事要见他们。”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赶到医院。黄涛说：“组织上交给我的事情我还没有完成好，由于种种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憾，我想了这么几条重点的，交给你们，再版的时候请一定做出订正。”说着他从枕头底下颤抖地摸索出写好的字条，交给出版社的领导。

    “人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编书。”看着有书法家美誉的黄涛写的歪歪扭扭已变了形的字，在场的人感动不已。

    这就是一位高龄老人，在生命垂危时的精神境界：他没有想着老伴儿和儿女，甚至没有想着自己，始终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用毕生心血打造的《星火燎原》。

    时间回溯到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30年斗争历史的回忆文集，此项重任交给了黄涛。他当时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正常业务工作也非常繁重。想不到征文工作一开始，便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十位元帅中九位专门撰写了文章，编订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其题写了书名——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为图书专门题写书名。工作开展不到一年，应征稿件达3万余篇，选送到编辑部的就有11610篇，采访、编写、修改任务日益紧迫，黄涛不得不从“分管”变成了主管，完全脱离了宣传处处长的工作，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

    原来设想这一工作是临时性的，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完成。因此，编制没有，办公室没有，他们四处打游击，从总政办公大楼搬到广安门、八大处等地办公。谁也没想到这个临时工作一下子干了26年。这26年，在这个“临时”机构里，黄涛做着不临时的工作；这26年，他的职务没有升迁，级别没有变化，但他为《星火燎原》呕心沥血的热情却始终不减。这不寻常的26年，却留下了一部辉煌的历史书籍。

    《星火燎原》先后发行了600多万册，《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一副担架》等36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十余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有1200余篇文章被全国94种报刊转载。编辑部出了王愿坚、丁芒等一个又一个大作家、一个又一个专家。

    1958年9月至1963年10月，《星火燎原》前后出版了八集，其中第五集和第八集因特殊原因而编好未出，直到1982年才将第五集和第八集全部出齐。外文出版社以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13个语种译成7种选本在国外发行。

    1990年，在黄涛70岁那年，他荣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这也是解放军系统第一个获得出版界最高奖项的人。他把获得韬奋出版奖的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他还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的还是星火燎原助学金。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星火燎原》选集，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

    “党让我做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这是黄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文化大革命”中，《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完全停止。编辑部被遣散，黄涛被关进了“牛棚”。他嘱咐家人和同事把《星火燎原》的相关资料和书籍埋到地下，使上万篇来稿和众多珍贵资料躲过了毁灭性浩劫。

    许多老编辑都说：“如果没有黄涛的谋划和把关，没有他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没有他的冒险保护和坚持，《星火燎原》不会有现在的历史价值。”

    当得知《星火燎原》全集已作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工程，将于明年国庆节前出版发行这个消息时，黄涛激动不已。他说：“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永远的梦想

    热忱传播革命传统

    黄涛锦句之二：“我们的红色经典亟须重新整理和编辑，以占领主流思潮的阵地。反映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影响每一代人，这关乎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

    26年的酸甜苦辣注定了黄涛后半生的情之所系，也确立了黄涛作为一代出版家、编辑家的事业方向——终生倾力为英雄树传，为英雄歌唱。

    1987年12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批准黄涛离职休养。按理说，他的工作应该画个句号了，可黄涛说：“句号放大了就是零，零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我还能编书。”

    离休20多年，黄涛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在解放军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黄涛先后主编过《中华爱国英杰辞典》、《苦斗十年》、《解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等一系列讴歌英雄的书籍。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硬骨头六连》、《朱伯儒》、《张华》、《张海迪》等反映时代群体和英雄楷模等先进事迹的书籍。他主编的《志愿军英雄传》、《星火燎原》等革命史传著作是目前我军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传记文学作品，黄涛也被誉为军史传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段时间以来，所谓揭秘历史、恶搞英雄的文章出现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上。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张华等英雄都成了它们猎奇的对象，更不可思议的是，还出现了《星火燎原》刊载的某个英雄事迹是假文章的报道。黄涛气愤不已：“英雄岂能玷污！”

    黄涛多次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场合发言：“在当今价值观念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活跃的时代，我们的红色经典亟须重新整理和编辑，以占领主流思潮的阵地。反映老一辈革命者革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影响每一代人，这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他始终关注着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在今天的传承，用实际行动热忱地传播革命传统。他以“既讲经济效益，更重社会价值”的出版理念做好军事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以实际行动抵制不良文化对出版界的影响。黄涛常常告诫年轻编辑要修身立德。他说，“书贵于精，人贵于勤”、“热点过去很快，经典才能永存”。

    几年前，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得知《星火燎原》的编撰情况后，主动找到黄涛，约请他写一篇《〈星火燎原〉诞生记》，并列出写作提纲，特别提醒他将“文革”期间的风风雨雨写得“花哨”一点，具有揭秘性、猎奇性，说这样才有卖点，并许以大篇幅刊登和丰厚稿酬作回报。黄涛坚定地说，“宣传《星火燎原》是件好事，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

    出版社库房几包积压的图书，让“不许拿经典制造卖点”的黄涛深切地感到，英雄事迹的宣传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把红色经典的宣传大众化，才能更好地让英雄事迹深入人心。在后来编纂《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和《解放战争英雄传》时，他积极主张开本要采用当时图书市场刚刚流行的十六开，并且在版式和印制等方面都要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相适应，在书中增加了大量引言、解读、插图和背景资料等，做到了图文并茂。专家评介，能把革命历史题材图书做得这么精致时尚，实属不易。

    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出版社就再次受到启发，使这套丛书装帧更精美，版式更新颖，设计更独特。

    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推广红色经典。亲自撰写署名文章，介绍出版的革命英雄传记图书。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将自费购买的革命英雄传记等图书作为赠送的礼品。

    《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出版后，为了更好地向广大读者介绍这部新书，85岁高龄的他，多次接受电台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由于劳累过度，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有一次，他事先约好了要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医生和家人都让他推掉这次采访，“别的事我都可以推掉，这件事我怎么能推呢？”老伴儿知道拗不过他，只好陪着他来到电台。一进直播间黄涛俨然换了个人似的，他充满激情地讲述英雄故事，畅谈革命传统。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却浑然不知。

    黄涛说：“一个人生命的道路是有限的，而他所投身的事业则是永恒的，只要保持永不泯灭的理想和追求，就有无穷的生活动力，就有无限的革命青春。”

少留遗憾 多留青史

    黄涛锦句之三：“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江山，染红了五星红旗，为他们立传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要下决心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把这件工作做好！”

    早在几年前，黄涛已是一身的伤病，两只眼睛做了人工晶体，一双腿和右肾都安了支架，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业已85岁高龄的他，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出版工作的黄金时期。

    黄涛常讲，有离休的岗位没有离休的党员。2005年，85岁高龄的他找到社领导，强烈要求担任《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丛书的出版编辑工作。他说今生今世最大的幸事就是让这3部书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

    社领导何尝不想让黄涛担纲此项工作，可考虑他疾病缠身，有谁忍心这样做呀！大家都劝黄涛好好休息，保重身体。黄涛拍着胸脯说：“这一段历史我熟，我来牵头做这项具体工作，能节省很多时间，这是一项传承红色经典的工作，时不我待呀！”社领导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但提出不能超负荷工作，并给他配了3位助手。

    黄涛虽然年事已高，可工作标准依然不降。他始终坚持“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等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让官兵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通过座谈会等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他不止在一次编前会上讲：“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须一一核对；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然后和作者沟通，再一丝不苟地订正。”

    黄涛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红军长征中使用过一种叫梭镖的武器，但很多文章都将“镖”写成了“标”。为此，他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书，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并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做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志愿军英雄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大型传记文学集，黄涛受领编辑任务后，带领10多位传记组的同志到英雄的家乡和部队搜集材料，对书中64位烈士的事迹做了全面挖掘和反复考证。特别是在对邱少云烈士事迹的整理中，他们凭借极为有限的线索辗转找到见证者，核实并丰富了烈士事迹，写出生动感人的《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成为广为传诵的名篇。

    对再版图书回头看，是他倡导的职业习惯。近年来，出版社再版一些图书时，都能收到黄涛的修订意见。一次出版社在再版一部获奖图书时，责任编辑感到，这本书已经获了大奖，是一部精品，不必修订，正准备交到工厂付印时，黄涛送来了10多处修改意见。当得知这是黄老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写的意见时，编辑深受教育和感动。黄涛常说，“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近年来，由于身体多病、虚弱，他不能到出版社主持编辑会议，他家里的电话成了出版社的热线，编辑们有什么难题随时打过来，有时一唠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家的客厅也成了编辑部的会议室。

    为了纪念建军80周年，出版社要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他又来了精神，可这时他已经住进了301医院。黄涛说：“我要在有生之年再把《星火燎原》梳理一遍，为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全集尽最后一份心血。”但医院里经常有人来探视，不能让黄涛静心处理书稿。在黄涛的一再坚持下，他出院回家了。第二天，他就在家中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星火燎原》就像是一团烈火，燃亮了黄涛澎湃的激情。

    黄涛为红色经典的传承，付出了多少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因长期伏案与桌子磨擦，黄涛身上穿的衣服袖子都被磨坏了，连毛衣袖子都是大窟窿。他的右手几个指头，都是弯曲的，二拇指已经变形了，医生说，这是长年累月握笔造成的。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黄涛口述，孩子们记录。77岁的老伴儿心疼他，从小外孙那儿要来了一台台式电脑，开始学习打字，老伴儿说，这样老黄只要动动嘴就行了，那弯曲的手就不会再遭罪了。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这是黄涛早年工工整整写在《星火燎原》一书扉页上的一句自勉的话，更是刻印在他心灵深处的人生信条。

    他一生为英雄歌唱，没有做过愧对英雄的事。他将家乡的祖宅、店铺和耕地全部上交当地政府；他从未用手中权力为儿女亲朋办过私事；他个人生活节俭而清贫，家中现在用的餐桌还是上世纪50年代总政机关配发的……

    汶川大地震的消息，黄涛是在病床上听到的，他让老伴儿委托出版社无论如何要将捐款送到灾区，那一段时间，他的眼睛盯着电视屏幕，不让调台。

    反映黄涛事迹的报告文学《星火燎原》经新浪网转发后，网民点击率达100多万人次，许多网民留言称赞他是一位纯粹的共产党人。

    黄涛的事迹感动了新时代的英雄。航天英雄杨利伟专门利用双休日到医院看望黄涛，并为他写下“星火燎原伴我行”的留言；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专程从外地赶到北京看望老人；英雄试飞员李中华、忠诚卫士丁晓兵也都撰文，表达对他的敬意。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黄涛病重期间曾到医院看望，柳斌杰说：“您不仅是解放军出版系统的先进典型，也是全国新闻出版战线的一个典范，全国出版界都要向您学习。”得知他逝世的消息后，柳斌杰又专门赶到八宝山送别。

    黄涛的精神同样感动着他生前所在单位——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们。抗震救灾的作品相继出版，《星火燎原》全集的编辑工作正加班加点，一批名优编辑在这个全国出版先进单位接连走出，一系列优秀书目源源不断推向社会。

    “黄河之子立言立德一生为英雄歌唱，涛声振聩存文存史铸经典星火燎原”。八宝山革命公墓黄涛遗体告别厅的这副挽联，是对黄涛一生传承红色经典先进事迹的生动诠释，他的这种精神将成为镌刻在我们心灵中的感动，永远延续和传承下去……（作者:刘国顺 王南方 王坤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