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一片心 还待故人来
张中行和他的同时代友人
)
■儒雅、温和的叶圣陶
)
■出笔不凡的吕叔湘
)
■上世纪50年代张中行（左）和友人刘佛谛■选自《流年碎影》
)
■晚年的张中行感念儒风最甚的知识界老友群，下笔称朋友们的周身布满温暖的光泽
◎孙郁
本文作者孙郁先生为鲁迅博物馆馆长，知名文史专家。近一段来他潜心研究已故大学者张中行的一生学术轨迹，细致验证，用心体味，读者朋友可以从文中一一捡拾到作者梳理之后的学术果实。
■许多老人身上的遗存，比流行色更美
1951年初，张中行还在贝满中学教书。不久就有了一个调动工作的机会。人民教育出版社需要编辑，校长陈哲文向叶圣陶推荐了他，于是从贝满中学校园里摆脱出来。他的心情也因之发生了一点变化。走入出版社，在他是个偶然，连自己也没有料到，一去就留在那里，一直到退休之年。
五十年代的教育出版社，还带有旧文人的某些气息，加之人才济济，他的感觉还是好的。既来之则安之，价钱是不讲究的。张中行开始在出版社里埋头工作，以此麻醉自己的灵魂。编书给他带来的是某种安慰，毕竟能在一个平台里展示自己的学识。业余时间还在佛教协会编辑《现代佛学》月刊，延续着四十年代的那些爱好。和外面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比，他躲到了安静的天地里。
所有的都在变化。人与人不再称先生、兄弟，大家都成了同志。街上流行的是苏联的书籍。革命歌曲在四处流唱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三反五反。每个人都隶属于组织，声音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那些左翼队伍来的人，对此习以为常，但他不行，业余时间还是往寺庙里跑，和佛学界为伍。批胡适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写作不再能被社会接受了，索性搞千年前的学术吧。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也不能不在此例。连郭沫若都说自己要不断改造，像他这样一直落后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有的人一直是红的，那就远远离开他们；有的和自己一样是边缘人，彼此就有了点亲切感。那时就认识了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这些人的特点就是脸上没有战斗气，见了面亲切。他自叹自己是个不幸中万幸的人，在那样的时候，竟结识了一批有学识的人物。他们都曾显赫过，闪耀过，后来渐渐沉寂起来。人都要沉寂的，不过早与晚。张中行暗暗地感到：进行中的社会，能留下的东西殊少，学识与艺术才是真的存在。许多老人身上的遗存，比流行色更美。比如叶恭绰，才华和见识都不俗，是个有趣的人。这个孙中山的追随者，生命深处是文化的脉息，有许多深切的东西。张中行后来回忆说：
解放前他住在香港，于1950年来北京，住在东城芳嘉园，不久就迁到东四以南往东的灯草胡同。他喜欢佛学，热心佛学事业。其时由陈铭枢、巨赞、周叔迦等出面，集合与佛学有关的人士，筹划出期刊《现代佛学》，叶老和我都在被邀之列，所以我们很快熟识了。又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我们常常见面。我的印象：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他是文物专家，提到这方面的情况，无论人，无论事，都巨细不遗，如数家珍。他初来北京比较闲，我去看他，他常常谈及民初的政场大事，也是人、时、地，都清清楚楚。比如一次谈到二十一条，他说实际情况并不像流传的那样。于是谈到英国公使居尔典，谈到预备太子袁克定，等等。我听听，这些都是他亲历的，确是比较近真。有一次，我劝他把这些有关历史的第一手材料记下来，说这比其他工作似乎更有意义。他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慨叹精力已经不够，找助手也难得其人。
这些闲聊，对他的暗示是巨大的。他似乎也看到了如今进行的时代，必将流失到历史里的东西。一些在世人眼里重要的东西，在他那里就变得不重要了。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傅山等人持节山林，不为世风所动，恪守旧俗，凛凛然有名节之风。辛亥后王国维跳入湖中，一死了之，任它江河流变，得以清白。遗民的传统，有生活上，有思想上的，各朝的初期都有此类现象，可以异地皆然。没有可“遗”的台阁，只有可“念”的思想。所以也只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顺生而行吧。较之那些被批判、被剥夺财产的人，他似乎没有什么精神之累，比顾炎武、傅山这些前代人，要随意的多了。
■叶圣陶让张中行可以按自己的看法改动作品
建国初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积聚了一批学者的。张中行到那里时，心情很愉快，毕竟是换了一个环境。由教书到编书，是个大的转折，他的自信是有的，先前编过杂志，现在与出版打交道，万变不离其宗吧。许多事情对他都是新奇的，工作较先前有了新的挑战，人也和过去多有不同。他是带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情进入到新生活来的。
他进入角色很快，也很兴奋，涉猎的话题较过去也多了一些。同事们都很热情，与学校的环境大不一样了。有老学究，也有青年人，学术氛围像是比中学更浓。有趣的是，这些新结识的人，许多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
老总是叶圣陶，一个大名鼎鼎的快五十岁的专家、作家。他给张中行的印象很好，儒雅、温和，没有一点架子。在接触的那一瞬，就有着和学校不同的氛围，学术和文学的气息在此是浓厚的。
在他最初的印象里，叶圣陶的文学天赋平平，没有什么大才。气韵不及周氏兄弟，文笔逊于郁达夫，似乎不是飞动的精神，而有些被庸常的东西压迫住了。对于一个敏感的学问家来说，他眼里的叶圣陶的印象大致是对的。不过在从事教育研究的人中，有叶圣陶这样的人也实属不易的。他介于作家和学者之间，两种思维方式都有，对教学的认识也高于常人。后来的学者中，还很少有过叶圣陶这种类型的人物的。他在知识界几乎可以说是个没有争议的人物。
我觉得张中行和叶圣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从乡下来，一生朴实，很平民化。所写的作品多是小人物，关注着底层的生活。即使出名的时候也没有一点架子，和蔼的态度让人难忘。其次是都有相当长的时间从事教学工作，对语文问题有切身的体会。不像一些语言学家的枯燥。只有作家型的语文专家才能深入到教学理念的深处，他们俩是代表性的人物。还有一点，就是对五四的基本看法相近，是反旧文学的新型作家，偏于鲁迅兄弟的思想。具体地表现在远离八股，对僵化的思想深恶痛绝。张中行在对文言与白话的看法上，与叶圣陶的观点也有近似的地方。都主张写作应当是“辞达而已”，不搞掉书袋的那一套。所以他们一见面，就很亲切。叶氏有儒者的风范，和孔子的一些理念暗合，那种不温不火的温情的美，似乎可以把一切焦虑都驱走了。
叶圣陶不久就发现了张中行的价值。他意识到出版社来了个人才。张中行对文字的敏感，学识的驳杂，在工作中很快就显示出来。一般的语文教材编写者不会像张中行那么兴趣广泛的。他在史学、哲学、文学上的知识和见识，令一些同事感动。一些重要的典籍、生僻的词语，在他那里都不是困难的事。所以叶圣陶往往也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比如自己的童话作品集，就放手让张中行编。张中行对词语的运用，标点的排列，都有一套逻辑，不喜欢多余的词语和无趣的话，把握文体也有一套本领。叶圣陶让张中行可以按自己的看法改动作品，信任他，也佩服他。这可让张中行受宠若惊。叶圣陶对这个小自己十余岁的人的关注，其实还隐含着另一个期待，就是对自己的普通话不太自信，张中行可以校正苏州的吴侬软语。而且渐渐地，张中行在诗词上的修养也让众人刮目，大家对他的好感不久就形成了。 他后来的同事张厚感先生告诉我，五十年代，叶圣陶请朋友吃饭的时候，常常也把张中行叫到身边，信任的感情是重的。可是张中行在领导面前似乎腼腆，不那么爽快。平时也很少与上司打交道。这是那时候的一种氛围。待到反右运动后，类似的聚会就渐渐少了。
对叶圣陶印象好的人很多，一般接触他的都有种信任的感情。叶圣陶后来在种种运动里能躲过劫运，在张中行看来是个谜。说其有世故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太忠厚，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即使反右斗争，他出来讲话，指责别人的写作不注意标点符号，只从学问的技术层面发言，鲜涉及政治。这就很善，是生存的策略。说起他的善，应从其写的童话来印证。他的作品有时清澈得像山涧流水，对人与自然，是天然的爱，没有杂色在里。你看他写的《稻草人》等作品，何等的爱意！是看不到黑暗的东西的。作品如此，择友的方式也如此。他和夏丏尊、李叔同、丰子恺的友情，是现代史有趣的一页。这些朋友的身上都没有唳气，周身是温暖的光泽。他们在一起，远离争斗的话语，心是平和的。这个圈子里的人，乃中国读书界少有的群落，也是保留了旧文人儒风最多的一族。和那些杀气腾腾的人比，哪有一点恶气呢？
但张中行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他比那些儒者要晚一辈，而兴趣又有不同的一面。叶圣陶的特点是中正平和，不逾矩。文章被温情裹得太久，很少放荡的时候。张中行的思想是盘旋多致的。用一句俗话说就是不老实。总在思考越界的事物，暗自蹚雷区的时候多。所以对叶圣陶的柔和就不能不有想法。深说是才华问题，浅说有世故的一面也未可知。但他的这一特点使其免遭大难，从险滩里绕了过去。“文革”后期，张中行被遣送乡下，其境极惨，几乎无路可走了。有一次张中行从乡下回城见他，却交臂失之。叶圣陶知道后特写信给他，依然那么热情，没有因为对方落魄而显出架子。这让张中行颇为感动。他在绝望的时候，在这位长者身上感受到了天底下的温情。晚年常常感念着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有时对比这两个人，常想，在什么地方很像，又不太一致。比如爱好上都喜欢民俗的东西，心细，喜欢寂寞的生活。都不贪恋宏大的叙事。文字都是平淡的美，不去用力地写文章。不同的是，叶圣陶对世俗社会有自己的成见，接触人多，做的事也多，所以一直是闻人。张中行却从来都是小人物，从没有做巨匠的奢望。但因为在底层的时间久，没有热闹的场景，所以那岑寂的心就比叶氏深广，偏向哲学的一面。叶圣陶的书是和风细雨，即便是绝望的笔触也有暖意的存在，儒者的风范尽入笔端。他不像张中行那样对己身的痛感挖得深，利他的地方多，所以精神是外流的，散出春日的温暖。
我读张中行时，心是沉潜的，被拽到很远的时光里。那里有古人的精魂在，久久地缠绕着，刺痛着内心。叶圣陶的书是把个体的冷暖与社会关怀分离的。只是在日记和诗词里有内心的凄苦，而文章则多面向青年，是爱心的播撒，是路向不同的。在教育理念上，他们基本一致，可是张中行似乎更有点个人主义的意味，反叛的东西是多的。也许是社会环境进化了。叶圣陶早走十几年，张中行赶上了改革开放时期，总可以一吐心中的委屈了。所以说了前辈不能说出的话，这是命运还是什么呢?细心的读者是会深解一二的。
■儒雅、亲和、有见识，那是颇为吸引人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其实牵连着学术的神经，在那里工作的人是要有知识的储备的。他一到那里就感到一种乐趣。快乐的事情是可以做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工作，搞点研究等等。重要的事情还在于，周围有许多有学识的人，年龄有高有低。除了叶圣陶、张志公、吕冀平外，吕叔湘是他很敬重的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倒是很值得一谈的。 最初的见面是什么时候，没有相关的资料记载。吕叔湘说两人有三十年的交往史，那么推算起来是在五十年代末期吧。吕叔湘的水平是语言学界公认的。张中行对他也是佩服得很。为什么呢？就是在他身上多是学究的东西，没有世俗的那一面。吕叔湘对古文与英文都有研究，思想是科学家式的，旧文人的东西他熟悉，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也是深刻的。所以一看见他，就有亲切的感觉流来，似乎和五四那代人有相同的一面。儒雅、亲和、有见识，那是颇为吸引人的。
如果不是因为潜心于语言的科学分析研究，吕叔湘或许是个作家或文坛的随笔家。他的情趣广泛，只是因为太热爱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把自己的许多爱好舍弃了。他的身上有苦雨斋的某些影子，对民俗学、心理学、文学都有很深的见解，文字也平易而清秀。周作人当年注意到的文化现象，他也是多加留意的，而且也有所研究。不过分歧的地方是，前者从审美的趣味入手的时候多，有点士大夫和现代闲散文人的影子，后者却处处以冷静的科学的眼光打量事物，就有点科学家的逻辑的严明了。
像吕叔湘这样的人，是有一种情结在的。就是从文字入手，去找我们这个民族思想和文化的深层规律。比如周作人研究笑话，从民俗的角度入手，旨在讲世俗的智慧。吕叔湘同样欣赏笑话，却从语言学的角度阐明词语的奇妙组合给人带来的启发。他从周作人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入手，仔细分析民间话语的幽默和才气的因由。就把文人的趣味变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思想升到了很高的地方。再比如周作人翻译蔼理斯的性心理学文章，是一种精神的渴求。吕叔湘却在蔼理斯那里找和弗洛伊德不同的逻辑线索。兴趣相投，可是走的路不一样，而智慧的表达都各有千秋。张中行从吕叔湘身上大概看到了苦雨斋的气韵，在一定程度上说，精神的流向是一致的吧。
在张中行的眼里，吕叔湘的可贵在于现代意识中有突进的亮点。比如文字改革的看法，吕叔湘和鲁迅、钱玄同的观点就有重合的地方。希望汉字能让人人懂得。但又非民族的虚无主义者，对古典文献能进行现代性的解释。吕叔湘有一篇《魏晋人名考》，就出笔不凡，其间可看出王国维式的功夫。他对古文献的熟悉，也使人佩服，常常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书中发现错误。尤其能注意到古今词语的变化，在方言、成语、古语里，发现民族心理的因子。他的考据功夫很深，真是了得。可自己不陷到诗文的趣味里，而是返身自问，从高远的角度思考问题，总能感到哲学的力量在里，过目是难忘的。
吕叔湘晚年有本随笔集《未晚斋杂览》，谈天说地的状态和旧式京派文人很像，甚至带有周作人的趣味。比如谈爱德华·李尔，谈蔼里斯、赫胥黎、葛德文等，材料都出自英文原版，讲了许多别人不说的话。他的特点是善于求庛，看到流行观念的错处。博学之，严明之，感怀之。较之一般的学人，他不是个盲从的人，而是个存疑的追问者。而且绝不重复别人的学术思路，总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不盲从，是语言学研究要坚持的立场，其间不能不被科学的理性所规范。所以比一般的文人就多出一点严明气，他的这一趣味对张中行的吸引力是自然的。不同的是吕叔湘的文章是节制的，不太放出自己的感情世界，将哲思点染出来，紧缩着笔锋，似乎没有周作人的温润，也没有张中行那样的情思滚滚。这种严谨的态度倒是使别人望而生畏，一个谦谦君子的形象出来，很感人的。
许多年后，张中行写了本关于文言文的著作送给吕叔湘，请他写序。读了原稿后，他感叹张氏的深切和认真，内心是佩服的。不久张中行来取稿子，问文写得如何，于是有了如下的对话。 这是一本异常有用的书，你就拿去出版吧。”吕氏叹道。
张氏说：“你还没有给取名呢。”
吕氏说：“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把读者引进文言世界，何不就叫《文言世界漫游记》？如果你嫌这个名字太时髦，喜欢古雅点，那就不妨叫《文言津逮》。”
“好，就叫《文言津逮》。”张氏兴奋地说道。
这一本书，在思路和精神上，都有张中行自己特别的东西，很是可贵，也留下了他和吕叔湘间的友谊。在气质上和人生的态度上，他们有很多的差异。而从学问的兴趣和治学的品格上说，他们实在可说是同路者。在语言日趋无趣的年代，他们的焦虑和期盼的心，何尝不是一样的？
■本版摄影/侯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