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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神游之旅》剧照
刘净植
编者按
左图是一张著名的照片:穿着大衣的皮尔·卡丹风度翩翩地走在街头,一些身穿臃肿冬装的中国人与他保持着距离,好奇地望着他。那是1979年的北京。
上图是一张最新的照片:已然一头银发的皮尔·卡丹坐在鸟巢,因天气闷热敞开了白衬衣的扣子,周围是无数中国人,然而没有人再向他张望。这是2008年8月8日晚的北京。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皮尔·卡丹先生是最好的见证人。他在中国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的“冒险之旅”,犹如他13世纪的前辈马可·波罗。
8月8日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86岁的皮尔·卡丹先生看得赞不绝口:“非常震撼,太美妙了!这是高科技和想象力的结合,绝对可以成为中国人的骄傲!”他尤其赞叹其中表现中国活字印刷的部分,不过,在这位法国人的理解中,那场景表现的是中国刚刚过去的地震灾难:一层层的楼房在坍塌、毁灭,新的建筑又迅速地建起来,而且建得比原来还好:“哦,太了不起了!表现得太好了!太伟大了!”
如此友善而美妙的误解,让人不忍说破,以免拂了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盛意。同时也不免让人联想,在东方文化面前,西方人究竟会有多少种想象呢?
这是卡丹先生第三十几次来到中国了,此番他是受国务院新闻办之邀来观看开幕式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作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理应受到这样的礼遇。不过这不是他此行的唯一目的,除了在珠海投资开办中国首家皮尔·卡丹家具厂、准备马克西姆新餐厅在京的开业等商务活动之外,他还带来了自己投资制作的多媒体现代舞剧《马可·波罗——神游之旅》。这是他献给北京奥运会的一份厚礼,他说:“这是我对中国的一种崇敬。”
8月16日,《马可·波罗——神游之旅》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在吕克·贝松动画电影的制作班底打造的多媒体天幕的映衬下,在意大利歌剧演唱者、伊朗歌者和中国南音歌手和谐而优美的乐声中,法国彼得拉加拉舞蹈团的演员们抽象地表现了马可·波罗在地中海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乃至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漂泊。
在我的理解里,这个漂泊的马可·波罗一直在旅途中寻觅,显得孤独而挣扎。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皮尔·卡丹一向自比“现代马可·波罗”,因而热衷于搬演自己祖先的故事。剧中马可·波罗的状态可是卡丹先生多年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心灵写照吗?他断然回答:“这是两位编导者的创作,是他们的马可·波罗。”
同样带着亲近和善意,我们想象中的马可·波罗,是否与他心目中的马可·波罗重合?在采访这位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老人的过程中,这样的困惑始终萦绕在我心中。
■三张毯子结下中国缘
传说马可·波罗是因为父兄沿着丝绸之路做生意而对东方产生了向往,于是跟随他们一路经商来到中国。皮尔·卡丹与中国结缘,也仿佛这位13世纪的先辈,首先是跟商业有关。
关于他那个“长城壁毯”的故事,在20多年前就由中国媒体反复地讲过:1976年,中国在法国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工艺品博览会,卡丹先生受邀参加。场内诸多的瓶瓶罐罐都没引起他的兴趣,独有一幅巨大的《长城》手工编织挂毯迷住了他。他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幅美丽的手工艺品,然后找到中方的工作人员说要买挂毯,但由于这只是临时展览的非卖品,他不能如愿。卡丹回到巴黎,找到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提出请求,大使问明情况之后答复他,要买可以,但是付钱之后得等这幅展品先回国,重新办好相关手续才可以真正拿到实物。卡丹欣然应允,还应大使之邀随着挂毯到里昂巡展。他由此开始和中国的外交官们结下深厚的友谊。三个月之后,这幅《长城》回国补办手续后再次来到了法国,成为皮尔·卡丹文化中心的藏品——因为那幅挂毯太大,只有那里才有足够的墙面来挂它。 在津津乐道了这个著名的故事之后,卡丹告诉记者,他和中国深厚的渊源其实是戏剧性的“三张毯子”。具有开创意义的《长城》挂毯,是他与中国有商业和文化往来的开始,也加深了他对于当时尚未开放的中国的向往。而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却和他自己品牌的地毯有关。
皮尔·卡丹有一个日本的品牌代理商,在中国天津办了合资工厂,专门生产出口的皮尔·卡丹地毯,卡丹因此获邀到天津察看。当时的中国尚未开放,签证也是好不容易才拿到。到了中国,中国人表达热情的方式让他印象深刻:他的品牌标志一向都藏得很含蓄,皮尔·卡丹几个字标在商品较不起眼的地方。但是,一到天津的厂里,铺在地上的地毯大大地织满了他的名字,这让他很不适应,笑言:“我不能踩在自己的名字上吧?”也就是自己品牌的地毯在中国的生产,让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当时的轻工业部长,那一年是1978年。
他说,那时候他得到了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和日本设计师小筱顺子一起在中国开一个服装设计学校,于是他便问自己的中国朋友宋怀桂能否回国为自己工作,这让很久没有回到祖国的宋怀桂激动不已。1981年她成为第一任皮尔·卡丹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是卡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便是第三张毯子的故事。
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皮尔·卡丹在巴黎的世界现代艺术博览会上,看见了保加利亚艺术家马林·瓦尔班诺夫的前卫挂毯作品,他颇为欣赏这挂在空中的软雕塑,也见到了马林·瓦尔班诺夫的中国妻子。“我是唯一一个对他的作品感兴趣的人,当时就买了三幅。”卡丹回忆说,“当天晚上我请他吃饭,并对他说,‘能否把你美丽的中国妻子也带来’。”从此,他和这对艺术家夫妻成了朋友。
马林·瓦尔班诺夫和宋怀桂也非比寻常,他们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第一例涉外婚姻的当事人,50年代经周总理特批结婚迁居海外。1979年,宋怀桂第一次代表皮尔·卡丹回到中国,卡丹称她是他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形象大使。随着皮尔·卡丹公司的商务活动在中国展开,马林·瓦尔班诺夫也跟随妻子回到中国,成为浙江美术学院的教授“万曼”。
■改革开放之初才会有的那种惊奇
“我是意大利人,13世纪我的祖先马可·波罗就是带着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愿望,不远万里历尽艰辛到了中国,我这么多年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实现马可·波罗当年的愿望。”皮尔·卡丹如是说,尽管他两岁便移居法国并在此长大,但他始终相信祖先的血脉对自己的影响,无论是善于制造传奇,还是天性中的好奇、爱冒险和精明的生意经。
神秘,是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尤其是在中国“文革”完全封闭的时期。那时候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到法国访问,他是第一个把代表团的人请到家里做客的法国人。
“我当时的想法是,无论到世界哪一个地方,我要做第一个人。到中国,我也要是第一人。”在到中国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是首位访问战后日本的法国商人,亲眼看到了当地的贫困和战争废墟,最终他把皮尔·卡丹品牌成功推进日本市场。
1978年,当他整整花费了两天的时间转飞机抵达北京时,看见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世界、到处都是灰色的中国。厕所没有洗手池,饭店里最好的吃的东西是酸奶——他为此瘦掉了3公斤。穿着蓝色灰色衣服的中国人只能对着他微笑,不敢说话。他说他看到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时呼吸几乎停止了,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当时我只是想象能在这样的中国获得成功,但是很多人都说我是浪费时间。每当我第一次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总有人给我泼凉水,我已经习惯了。”他说。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第一次针对内部人士的时装表演。当时他带的法国模特不够,中国根本没有模特这一行业,他只能找自己公司的员工代替。他清楚地记得,让一个看起来很臃肿的中国女孩子试衣服,却不可思议地看见女孩前前后后共脱下八件衣服,原来很苗条!而女孩穿上他的时装后美丽的效果,中国人又都很震惊。
1981年,当他在北京饭店做第一次面对公众的时装表演时,已经开始培养并使用中国模特了。1985年,他首次把中国模特带到巴黎表演,轰动欧洲,一张中国模特手举五星红旗、在敞篷车上经过凯旋门的照片,成为20世纪80年代经典的历史记忆之一。
就像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记录的他在中国的奇遇一样,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法国时尚业商人皮尔·卡丹,80年代在中国也留下了属于那个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才会有的惊奇。1983年,皮尔·卡丹斥资几百万美元,在北京开了马克西姆高级法国餐厅,在当时中国人月收入不过几十元的时代,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无异于疯子。“我就是有挑衅的意思,把这么贵的餐厅带来。”更疯狂的是,这个昂贵的西餐厅的开幕式,是在长城上举办的,规模极其宏大,各界名流和世界各大媒体都来了,这个消息伴随着法国女模特像蝴蝶飞在长城上一样的美丽照片传遍世界。
1985年,皮尔·卡丹和天津津达公司合作,开始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家男西装品牌的生产,那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男人穿西装独此一家,而自1979年以来皮尔·卡丹的品牌效益积累,使得这个牌子的西装一度成为高档服饰及成功人士的代名词。他还得到允许在天坛里开了一家服装店,开幕之时法国驻华大使等人都出席了剪彩仪式。尽管不久以后商店就被迁出了公园,卡丹还是无比自豪地说:“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店之一。”
之后的很多年里,皮尔·卡丹靠着他首创的品牌代理模式,不断地寻找不同的代理商生产皮尔·卡丹品牌。而今,几乎所有大品牌都采用了这种代理模式。但是,他大投资的马克西姆餐厅却血本无归。
■现代马可·波罗之路
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并不能轻易地了解这个法国人、或者说意大利人的想法,似乎“第一”、“文化交流”这样的想法更能让他兴奋。
比如2007年他在敦煌鸣沙山的大沙漠里举办了自己品牌的2008春夏时装发布会,这个创意大概是想在丝绸之路上寻找马可·波罗的足迹,场面宏大,斥资颇巨,然而除了新华社及当地几家媒体发了些活动有助于提升西部产业的评论消息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报道,尤其是时尚媒体的关注。他的活动变得与时尚无关,而更接近政治、文化或者行为艺术。
我没来得及问他是否在乎如今人们对他的不在意,只知道这个精力旺盛的老人很享受自己的品牌王国。他以及他的员工都会如数家珍地说着皮尔·卡丹及马克西姆的时装、家具、剧场、文化中心、餐厅、酒店和整套的法兰西贵族生活方式——10月即将在北京开业的新马克西姆餐厅,就是整套法国生活方式的服务,并向中国市场推广的开始。
他或许更多愿意说的是文化交流,因为在这方面他确实贡献颇丰,就像马可·波罗一样串连起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奢望,但我是一个冒险家,我做的一切,都是在实现我想做的一切事情。”
于是在今年,奥运会开幕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把自己重金打造的多媒体剧《马可·波罗——神游之旅》带来,并将首演定在北京。他说:“我起到的是外交手段起不到的作用,希望能给中意和中法之间带来友好。很遗憾我的节目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唯一代表法国的演出剧目。我也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法国,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们都能看到《马可·波罗》,把马可·波罗的精神发扬光大。”
■上图摄影/郑思褆
◎采访手记
疲倦,还是不知疲倦?
采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皮尔·卡丹先生,对我而言真是从未有过的经验。第一次按约好的采访时间赶去,却听说老先生在上一位记者采访尚未结束时,便说太累要先去睡一会儿。听他的员工说了他紧张的日程,真觉得86岁的老人家太累了,应该让他休息。结果这一休息,从下午4点到将近晚7点就没能再砸开他的门。
第二次的采访约在了上午,正聊得入题,老先生又说太累了必须去睡会儿,因为他一夜未眠,时差倒不过来。能说什么呢?即便我蛮横无理也不管用,他钢铁一般要休息的意志已经将他拖向了卧房。
爷爷级的人物,何必还这么辛苦呢?
可是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聊起来,皮尔·卡丹爷爷的精力又旺盛得吓人。8月7日一下飞机,他立刻奔赴马克西姆新餐厅,进门就开始指挥布置:窗帘不合适,亲自动手扯下来,提笔就画新的设计稿;桌子重新排过,桌布也要换;碗碟盘子不合适,撤掉;害得一群员工忙不迭跟在他身后团团转,一直到晚上。
这个会见那个会见的完了,他便奔赴布料批发市场,快速地走着,一只手在布料上摸过去,似乎都不用看,随手就能抻出一匹他要的料子,任谁跟他说话推荐也不理。抽出选中的布料一摆就不管,国王一般直奔下一家店,后面的工作人员忙着跟店家说:“你给我包好,留起来,回头来结账。”据说他一次要选上几万元的布料。
8月8日看开幕式,他连晚饭都不吃早早就去鸟巢,他喜欢那地方。开幕式看得兴奋,可到底天气热,老人家衣服都被汗浸湿了,工作人员劝他中途出去休息凉快一会儿,他坚决不肯:“我要看法国队和意大利队入场。”那是他的两个祖国。
他就是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强势人物,他会经常打断你的话,不过,要想插进他正在讲的话,却有点难。
跟随他一路拍摄的年轻小伙儿都说:“永远也跟不上他的脚步,跑得太快了。”经常,他们刚一开机,镜头里就已经是他的后脑勺了。
大概,采访对他而言是件无趣的事情,疲倦就全留到这时候吧。他会示意跟拍他全程的小伙子这时候别拍了。不过,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除外,那机器得开着一分钟不能停——他要防着记者回去断章取义,篡改他本来的意图呢。
皮尔·卡丹谈中国30年变化
对我个人来讲, 真正的中国不仅仅是奥运会这一特定环境下展示的中国,而是这30年来的巨大变化。30年前,在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在各方面与欧美等国相比还很落后,但是如今的中国经过卓绝的努力, 不但赶上,并在许多方面毫无争议地超越了许多欧美国家。每一次我来都会感觉到变化,这种变化太快了,我每次都会觉得不认识。你们应该为中国取得的成就而骄傲。
欧美的发达国家都在试图重整各自的国家,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件事要比修复那些“老机器”容易得多。人们总是满足于过去,而中国正在焕发着青春活力, 特别是年轻人的意愿,现代的新思想、新概念,特别是中国人对生活的热情,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
北京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首都,而且既保持了古都的风貌,又有很多现代的建筑。特别是这种现代的风格,没有任何城市能见到像北京这么宽的街道,这么现代的建筑。我为中国欢呼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