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马骏（人民大学教授、大校）
■演讲地点：百家讲坛
■主办者：CCTV
■编者按：
本文节选自马骏教授的演讲稿———《晚清军事揭秘》。
甲午海战对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获得了制海权，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中国台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还有巨额赔款压得中国喘不过气来。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数十年的命运。那么晚清海军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的？为什么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会被完全击败？清政府和那些海军重要将领是如何管理这支水军的？丁汝昌等人是英雄还是投降派？马骏教授提出了独到的观点，特别是他旁征博引证明丁汝昌不是英雄的观点，颇有颠覆传统定论的道理。
■演讲者小传：
作者马骏：法学博士，大校军衔。曾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国防大学和北京大学。现执教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长期从事外国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工作，现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外国战争史与军事学术史》、《日俄战争史》等47部。
彭玉麟和颜悦色地对李鸿章的侄子说：“听说你在这儿名声不好，欺男霸女？”李鸿章侄子说：“是又怎么样？”
■彭玉麟这个人治军赏罚分明，
当长江巡阅使期间，行使先斩后奏之权
作为清朝海军的前身，清朝水师的船只共有三种类型：快蟹、长龙和舢板。快蟹是快船，长龙是大船，舢板是轻便的小船。
在武汉作战，彭玉麟（雪帅）的长龙被炮火击沉，他坠入江中，后面的舢板赶紧来救，却拽不起他，原来是水下有人死死抱着他的双腿不放。舢板上的军士便大喊大叫：“快放手，你抱的是统领大人！”雪帅呛了水，却并不恼怒，对手下说：“这时候他只顾自家性命，哪管什么统领不统领！”双双获救后，才知那人是同船的司舵，雪帅笑着骂道：“早知是你这家伙，我提着你的头发把你扔十丈外去了!”
不过，彭玉麟可不是都是这样的好脾气。他平时总是巡视各处，往来如风，若遇着营中有人赌钱，打架，抽鸦片，那人可就倒霉了，不是脑袋落地，就是屁股开花。他要将水师十八营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不树杀威怎么行?
他当长江巡阅使期间，每年巡视长江水师一次，实为“得专杀戮，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比旧戏中的八府巡案的权力还要大。十余年间，他尽忠职守，处决了许多不法官兵，一时间，被沿江百姓视为保佑平安，伸张正义的“江神”。
李鸿章有一个侄儿，在合肥横行霸道，夺人财物，霸人妻女，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彭玉麟知道后，不动声色地邀请这位李家恶少到巡江船“聊聊天”。见面后，彭玉麟语气颇为温和地问：“听说，有人状告你霸占民妻，真有这回事?”
李家恶少有恃无恐，神色骄横地说：“确有此事！”
雪帅闻言勃然大怒，下令痛加鞭笞。
安徽巡抚闻讯，风疾火急赶来求情，雪帅开门迎接，密令手下速将恶少斩首。巡抚还在字斟句酌，恶少业已命赴黄泉。事后，雪帅致书李鸿章，只是轻描淡写：“令侄坏公名声，想亦公所憾也，吾已为公处置讫矣。”他给了李鸿章台阶下，后者心里恨得牙齿痒痒的，还得回信道谢!
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杀妻，雪帅平生痛恨这等烂糟货色，一刀就切了那狗头；湖北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奸朋友发妻，还杀人灭口，州、县官员与他沆瀣一气，连总督都袒护他，雪帅照样切下了他的狗头，令江岸上数万名围观的老百姓拍手称快。 雪帅平常草帽芒鞋，素巾布服，作村夫子打扮，所以各处的官吏听说他来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迎接款待，人人惴惴不安，心惊胆战，彼此不断提醒对方：“彭宫保到了!”言外之意是：各安本分吧，免生事端，否则，脑袋就该搬家了!
海军与陆军不一样，几乎在其成立那天起，海军的技术成分就高于陆军。说得通俗一点，当海军要比当陆军要求高。
■李鸿章想通过高薪吸引人才，
提高海军的战斗力。但事与愿违
北洋海军成立的时候，李鸿章还比较担心兵源，怕没有人愿意当海军。
可是，没有想到，北洋海军成立不久，不仅李鸿章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而且还麻烦了，许多绿营兵，甚至八旗子弟，也纷纷要求到北洋当兵。为了能当上北洋的兵，他们甚至不惜请客送礼，用现代的说法叫“走后门”。
怎么有这么多人来争着抢着当海军？答案就在于北洋海军的薪水高！
海军与陆军不一样，几乎在其成立那天起，海军的技术成分就高于陆军。说得通俗一点，当海军要比当陆军要求高。在陆军，你可以目不识丁，并且不影响你当这个长，做那个官。但在海军不行。北洋海军无论是战官和艺官，都必须从正规的军校毕业，也就是水师学堂毕业，经过专业学习与训练才能担任。
北洋海军遵照李鸿章的指示，重新修订了海军的薪水制度，根据北洋海军的薪水标准：
海军提督，官俸为3360两，船俸为5040两，合计8400两，是绿营提督的3.2倍。
海军副将、参将总兵年收入为3960两，为绿营总兵、副将、参将的1.97倍至3.55倍。
此外，北洋海军还有其他收入。例如，北洋海军有一笔叫“行船公费”的支出，这个费用一般用于：水线以上船舱内外的维修材料与工时费，如购买油漆、油斤、纸张、棉纱、砂布、煤炭装卸、雇人引港、更换国旗、军装、采购零星物品、管带自雇幕僚、文书的费用。换句话说，北洋海军的军官除正常收入以外，还有其他油水可捞。
那么，北洋海军士兵的薪水有多少呢？北洋海军士兵的饷银是这样的：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
一等炮目、鱼雷匠、电灯兵等月薪最少是20两白银；
岸上勤杂人员月薪为3两白银。
大家算算，北洋海军士兵的薪水要比绿营士兵的薪水高多少。高达几倍，甚至十几倍呀！
这么些银子是什么概念？今天的人们不用白银直接作为交换的媒介，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我举几个参照物来说明：
当时，一家中农的年收入为33－50两之间；东北金矿的护卫队队员年收入是36两白银；宁波纺纱厂一个工人的年收入为13－23.5两白银。
这就充分说明北洋海军官兵通过高薪制已超过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水平。
于是，才出现人们争先恐后，挖门子盗洞、想方设法地要到北洋舰队当兵的现象。
李鸿章想通过高薪制，吸引人才，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全面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原意是好的，但是结果呢？1895年2月12日早晨7点，随着北洋舰队提督，也就是北洋舰队司令、北洋舰队薪水最高的丁汝昌沉重的身躯“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吞鸦片自杀而亡，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荡然无存了。
■阿思本舰队，一则英国人“卖拐”的故事
咸丰的弟弟、新皇帝的叔叔奕訢听说李秀成攻下了杭州，特别是在向上海推进，心里慌了。他慌什么？因为，他得到一个情报，李秀成攻打上海的目的之一，是要到那里购买外国的舰艇与火炮。奕訢知道，如果让太平军弄到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等于如虎添翼。不行，赶紧想办法，要赶在太平军之前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把水师武装起来。因为，在长江流域与太平军作战，没有舰艇很被动。奕訢是负责清政府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他知道要买先进的舰艇应该去找谁。 他找谁了？他找两广总督劳崇光。劳崇光不敢怠慢，马上找正在广州的英国人赫德。
赫德是谁？赫德在中国近代史可是大名鼎鼎，他曾一度掌握中国海关达48年之久，为英国扩大在中国的利益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他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也就是广州海关副关长。赫德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在中国的另外一个英国人李泰国。李泰国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总代表。他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国内。
英国听到了这个消息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如果弄得好，可以将中国海军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指令李泰国，立即帮助中国在英国购买军舰，并组建一支“英中舰队”。
李泰国把消息反馈给了奕訢，最后敲定用白银65万两，购买7艘军舰。
购买军舰的过程非常顺利。1862年10月27日，清政府批准这７艘军舰分别命名为“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和“穆克德恩”号，并以三角龙旗为军舰的旗号。同时，还派遣了几百名官兵上舰服役。李泰国还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上舰服役。
按说，我出钱买军舰，你拿钱帮我的忙，事情到这本也就完了。
唉，这个国家呀，如果弱到连主权都保护不了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会出什么事情。
李泰国购买完了军舰后，他于1863年1月16日，找到一个名叫阿思本的英国海军军官，两个人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共13款，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皇帝必须任命阿思本为中国海军总司令，使其拥有管辖中国所有船只之全权，任期4年，并不得另任其他外国人为总司令。
第二，阿思本只遵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旨意，其他部门概不遵行，阿思本有权拒绝任何命令。
第三，该舰队是由李泰国和阿思本所管辖的外国水师，在任用外人、悬挂外旗等问题上，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四，李泰国应立即行文支领足够4年之用的各员的薪俸及各船经费。
该合同简直是天方夜谭。中国政府花钱购买的军舰居然变成了外国水师。
清政府各级官员对这个事件非常震惊。李鸿章说：“若令李泰国一人专主，要求胁制，后患方长。”奕訢与李泰国争论长达一个多月，最后坚决废除了13条合同，重新拟定了《轮船章程》。
而对这个章程，阿思本却不同意。英国驻华公使馆说，你废除李泰国与阿思本的合同，我就降下英国国旗回国。这是典型的威胁！最后，决定解散这艘舰队，将7艘军舰驶回英国拍卖；中国清政府发给600名英国海军官兵路费，另外付阿思本1万两白银的劳务费。
至此，被弄得沸沸扬扬的阿思本事件才结束。
在这个事件中，清政府一买一卖，外加送盘缠，白白耗费了白银70万两。
丁汝昌是个悲剧人 丁汝昌是个悲剧人物，他就是弄个全身而退，保个晚节而已。甲午海战时中方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工程
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作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根源在志大才疏的门外汉：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1885年才交付，舰龄不足十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平常就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大家都非常崇拜的丁汝昌的手下邓世昌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军舰快被击沉的时候他指挥战舰向“吉野号”撞去，被“吉野号”的鱼雷击沉。他和他的狗一齐被淹死了。这就怪了，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带着狗来干什么？由他和狗的感情上看他们待的时间还不短。看来我们的邓世昌将军平时经常在军舰上遛狗了。而且别人都不以为诧，反以为是风雅。不知道现在的省长市长们到哪里开会的时候牵着两条狗去，恐怕官职马上就要丢了吧？而在他丁老人家眼里却见怪不怪。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方伯谦的案子。为了推卸战败责任，倒霉的方伯谦成了冤大头。但是关于方伯谦是否怕死至今还没有公论，更多的可能是方伯谦被抓成了丁汝昌的替死鬼。当时方伯谦的主要罪状是在甲午海战前的丰岛海战中挂白旗逃跑，在黄海海战中又带头逃跑并撞沉了“扬威号”。除了撞沉了“扬威号”是自摆乌龙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对海军规则完全不了解造成的。
海战中打白旗和撤离战斗是常有的事情，不能算投降。因为一艘军舰造价昂贵，形成战斗力很不容易，例如美日中途岛大海战中日本比美国多损失了三艘航母，就导致了日本海军元气大伤。所以在海战中一直有这个不成文的约定，如果战斗中受了重伤，可以打撤退旗的。就像现在打仗不攻击野战医院的道理一样。当时“吉野号”为了要求停止攻击连大清龙旗都挂了。而在黄海海战中战线拉得很长，主将受重伤，基本上都各自为战。因为日本当时也跟着运兵船，中国的“平远”、“广丙”及“福龙”艇尾追日舰运兵船，打得早就不知去向。
大家都在混战，没法联系，“济远”撞沉了“扬威”后自己也受了伤，和“广甲”一齐脱离了队形也是可以原谅的。日本的“比睿”、“赤城”、“西京丸”也在战斗不久撤离了战场。“来远”、“靖远”受重创后撤退到浅滩，战场一度仅余“定远”、“镇远”两舰与日舰“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扶桑号”激战。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日本唯一的失误就是为了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在其主力舰“松岛”、“岩岛”、“桥立号”上装备了固定式320毫米的主炮。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败笔，无法移动的火炮在这种作战中毫无用处，反而降低了行进速度，徒增危险。后来“定远”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库导致大爆炸，使得日军旗舰也撤离战场。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中国台湾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但总括清廷30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2000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600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实际上，丁汝昌死于北洋水师投降之后。其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
■已降复死死为谁———丁汝昌不是英雄
以往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
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
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水师拱手交给了日本。
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实际上，丁汝昌死于北洋水师投降之后。其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18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19日黎明前）。
丁汝昌是在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株连。所以，根本谈不上以死报国。正像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
实际上，光绪帝在位期间，丁汝昌虽死，却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绪帝死后，袁世凯才将其罪责巧为开释。可见，丁汝昌头上“爱国将领”的光环是后来人给加上去的。
人们肯定丁汝昌，还拿出时任镇远舰洋帮办、美国人马吉芬写的《鸭绿江外的海战》说事：“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马吉芬在文章中对丁汝昌的评价，虽抒发了所谓惺惺惜惺惺之慨，但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丁汝昌是先降后死：“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
（《晚清军事揭秘》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