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研究苏联是怎样变修的，从理论上反击修正主义，最后写出一本《社会帝国主义论》之类的书。小组的研究人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研究”出不少简报和文章，但对苏联是怎样变修的这个中心任务，却越研究越糊涂。研究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这真是一次值得称颂的理论失败。之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它接近了真理。或者说，它对研究的问题采取了可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苏联所谓变修，我们通常认为“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就是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才是不“修正主义”的正宗正牌、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然而，赫鲁晓夫的“修正”，比如他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和谴责，他为数百万被镇压和下狱的人平反昭雪，他拨乱反正废除秘密审判和从肉体上消灭“政治犯”的做法，他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外交政策等，实际上正是对近乎走到尽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挽救，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进步主义”。研究小组能在“苏联变修”这个问题上止步，“我们指责苏联变修的那些理由大多站不住，在某些方面我们更甚于它”，是难能可贵的。

    之所以值得称颂，还因为他们遵循了“只唯实，不唯上”的治学精神。对邓小平布置这项研究的指示，小组采取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服从真理为归依的态度，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高尚道德品格的，同时也说明邓小平有着博大的胸襟。（《杂文报》9.16　刘吉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