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考上杭州大学（原浙江师范学院）。翌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为右派，那年我19岁。1958年，“下放劳动”，1959年摘去右派分子的旧帽子，换了一顶“摘帽右派”的新帽子，直至1960年我走出大学的校门。
一．大学生活的滋味
1956年6月，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浙江师范学院。从1953年开始，像我那样的“地主儿子”要想升学真的很难，更何况是升大学。1956年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让我给碰上了，这使我获得了一次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以后难以获得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第二年，后来成了我妻子的阿静小学毕业，连升初中的权利也都被剥夺了。但也正是这次升学，开启了我一生的厄运，让我大半生背上了沉重的右派包袱。对我来说，不知这究竟算是大幸呢还是不幸。
艰难的起程
在那个大学生是凤毛麟角的年代，按理说上大学当然是件大喜事，但我全家却为此而犯了难。解放后，地和房都没了，父亲又被关进了监狱，全家断了生活来源，只靠母亲为邻居产妇洗尿布、沿街卖毛纸半饥半饱地过日子，三位弟妹因此被送给了人家，哪里来的钱供你买票坐车到杭州呢？
学校报到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了。在只有最后两天的早晨，我们需要的购买车票去杭州的十八元钱还是没有着落。怎么办？全家人坐在破旧的偏屋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吱声。
母亲这两天顶着烈日，到乡下的亲友家处挨家挨户地诉说，希望他们帮帮忙，但是乡下的亲友自己也穷得叮当响，他们看着母亲可怜，有的送点蕃茹丝，有的送点大米，就是无法到哪儿去筹集这笔十余元的“巨资”。
母亲把家中唯一的一条半新旧棉被和父亲当年读大学时用过的毛毯用一条破被单包了起来，把大姐和二姐买的一个新脸盆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放在一只苎麻袋里。包好了，一声不吭地坐在包袱和麻袋旁叹气。外婆一大早从乡下赶来，把两双布鞋塞到了我的麻袋里，（我知道这是她为我连夜赶制的），颤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大把分币，放在我的手心里，后来我知道那是是她卖了家中所有的鸡蛋和大米的所得，对我说：
“孩子，外婆没别的，只有这么一点了！”在昏暗的光线里，我看得出老人家深陷的眼眶里闪着无奈的泪光……
突然，门外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父亲当年的老朋友：北门树行的阿拱老师和太和堂药店的程先生。进了门，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都听说了小权考上大学，大家都为他高兴。我们也无法作很多的表示，就这么一点点，也算是略表心意吧。”说着，他们送上一个装着钱币的信封。望着他们真诚的面容，我没有推辞，没有客套，只是向他们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虽然他们送上的只有十元钱，但我的路费难题总算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更让我感激的是他们帮助的我，有一个身陷囹圄、头戴地主、反革命两顶帽子的父亲。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风险是不言而喻的。四年后我大学毕业领到第一次工资时，第一时间就把这笔钱给还了。钱虽还了，但他们对我的恩情是永远也还不了的。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对此感到不可理解：你不是地主的儿子吗？怎么会这么困难？
解放前，父亲有地三百来亩。每亩地租约有二百斤（少量没“扎”的地租有四百斤，俗称“四百斤”），年收入五、六万斤谷子，如按今天的价格计算，大约相当于一个公务员的收入，所以总体来说，生活是不错的。每天餐桌上会有七、八盆菜：包括家中常备的鱼生、海蜇、虾皮、腌菜梗、咸冬瓜，临时买的也就是两、三个青菜、猪肉、小鱼虾之类的新鲜菜。记得每逢过年，妈妈总是故意诓我说，今年没有新衣服！而到了大年初一早晨，她就会变把戏一样，从衣柜里拿出一套自家缝制的粗布新学生装，这常常令我欣喜若狂。
我拿到钱后马上就上路，因为离报到的截止日期只有最后一天了。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在华灯初上的时光，终于到达了我心仪已久的高等学府。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当年站在校牌前的那种兴奋和自豪，至今尚热涌在心头。
初上秦望山
1956年的浙江师范学院，学校分成两个部分：文科系、体育系在体育场路，其它系科均在秦望山的原之江大学校舍。在秦望山顶，学校的各种建筑散落在草木茂密的两个山头。一进学校就是一幢暗红色的钟楼。楼上有一座大钟，每天上下课都由那儿敲响的钟声指挥；楼下是一条过道，两旁的墙壁上设有布告栏，这儿人来人往最热闹，所以成了后来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上课在教学楼，教室里排列着连带摆放书、簿把手的连体坐椅，虽然简单，但也十分实用。宿舍除了女东男西的东斋和西斋，还有西边依山而筑、面向钱塘江的一排排平房，叫新斋。我们教育系的男生就住在西斋的顶楼上。我们这一届共两个班，一班住401，我那班住402。那儿因为是顶楼，除了当中过道，人是不能直立着的，平时大家只能弯着腰走路。寝室里没有卫生间，洗漱和解手都要到楼下。
虽然当时的生活条件并不怎么样，但我的参照系是少年时家庭的贫苦和无助，还是感到十分的满足：除了成为一名大学生，能学习掌握系统、高深的的专业知识的自豪感外，在生活方面，与家里比也有天渊之别，每月11块半的伙食标准（一般老百姓只有3、4块钱，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是8元）。饭管饱，正餐的菜要排队到厨房师傅处现打，一般下面是一色的青菜，上面则是鱼肉虾蛋之类的高档菜肴。有一位姓李的的师傅是泰顺人，我们认了老乡。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妻子被人勾引了，要我帮他写材料告那个家伙。他附在我的耳边神秘又狠狠地说：
“其实他们是通奸，但后来老婆后悔了，我要告他强奸！”
也许是我写的材料有点用处，结果他妻子回到了他的身边。为了感谢我，每当他给我打菜时，总有特别的优待：垫底的青菜很少，而满碗都是高级的好货。每逢假日，有温藉同学来作客，也都能享受李师傅为大家提供的有鸡、肉、鱼、蛋的丰盛午餐。
秦望山绝对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山上绿树成荫，红、黄、灰、白的各色建筑物掩映在葱郁的草木之间，远远望去，真乃万绿丛中点点艳。钱塘江上的晨雾，六和塔后的暮霭，把山体和校舍装点得宛如人间仙境。
学校让我感觉快乐的，还由于我的同学中有许多过去所从未接触过的人：黄霖当过教育
局长，黄学初原是县政府秘书，林生白、张宪尧、钱立培都做过校长。王远的父亲是王观澜，原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毛泽东那封有名的“既来之，则安之……”的信就是写给他的，母亲李伯钊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剧作家，《长征》是她的代表作，后与王离婚，嫁给了后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这些都是令我肃然起敬的人，今天都成了与我同起居、同进出的同班同学，怎不叫我心花怒放！
这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书架上摆放着各色中外杂志的阅览室，更让我兴奋莫名，我象一个口渴的婴儿，一有空就会跑到那里，无比惬意地吸吮着新鲜的知识乳汁。
为陈教授画像
我的外公、父亲、姑母、二姐都是教师，初中毕业后又接受过中等师范教育，所以我从小就对教师这一职业情有独钟，幻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教育家。在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放弃了从少年起就为之迷恋的绘画爱好而选择教育专业。入校后，我更是如痴如醉地投入专业学习中去。
当时的教育系有很强的师资队伍：王承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教育专家、教务长；郑晓沧先生是外国教育史专家，他用英语写作的关于夸美纽斯生平的剧本曾在匈牙利演出；焦梦晓是学校的党委书记，我们听过他几次报告，觉得他是位很有思想也很富人情味的领导干部，可惜后来在反右倾时也被“打倒”了；教我们逻辑的是严群先生，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天演论》的译者严复之孙，他的教学风格犹如他的外貌、服装、讲稿，显得逻辑严谨和古色古香，他穿着长衫上课，讲稿放在袖管里，上课时从容地从袖筒里抽出讲稿，课讲得极为严谨，又很生动；教古典文学的徐步奎（徐朔方）先生，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元曲专家；教解剖生理学的薛艳庄先生，后来任杭州大学校长、省政协副主席；教中国教育史的是陈学恂先生，当了30年的讲师，恢复职称制后直升教授，是这一领域权威。教育系的教授中比较著名的还有吴向、陈书、张定璋、段铮等，也都是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问大家。此外还有邵宗杰、裴文敏、朱作仁等青年才俊，是比我们高几届留校的学兄，后来也都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精英。
上课时我非常用心听讲，认真记笔记。我的笔记速度最快，记得最齐全，被全班同学公认为最棒的，所以同学们常在课后借去抄。解放初期，大学生手里一般没有教科书，复习、迎考靠的就是上课时的笔记。校园里有句流行的顺口溜：“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就是当时的写照。
教《普通心理学》的陈立先生是浙江师范学院的院长，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上课时表述并不生动，但我很喜欢听他的课，觉得他讲的东西常常是书本里所没有的。有一次他讲起自己到德国莱比锡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的经历，使我对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非常仰慕，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像他那样。
有一次，我在听课时，发现陈先生胖乎乎的，特别是那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毛，样子十分可爱。于是我技痒难当，立马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他的形象给画了下来。谁知正当我在沾沾自喜地欣赏自己的“大作”时，陈先生轻轻地走到我的座位跟前，抽走了画纸，并且面向大家说：“我知道你的绘画水平不错，如果你喜欢画我，让我们另外约个时间，但上课就请你不要画了。”
这时全班同学的眼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我的脸飞红，赶快低下了头，感到无地自容。
后来成了浙江省教育厅长和著名的教育理论家的邵宗杰先生是陈立先生的助教。当年他当助教时曾组织过一个心理学课外兴趣小组，挑选一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我也有幸被选中。活动时他把文献中介绍的心理学实验让同学们再重做一次。这不但让大家亲身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心理学实验的全过程，而且也验证了实验的结论，这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虽然这种令我颇感兴趣的活动，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并没维持多久，但它在我的学生生涯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草坪聊天
晚饭后，钟楼后面的草坪上坐满了乘凉的同学，这里一堆，那里一群，煞是热闹。草坪上山风习习，笑声阵阵，为我们紧张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丝温馨和轻松。
开始是同班同学围成一圈，后来我也“串门”，加入到别系的人群中闲聊，因此也熟悉了几个外系的同学。虽然聊天的人群有相对固定的成员，但很少知道彼此的名字，我们常常以“喂，喂”相称，除了数学系的同学马平一。他的名字易被人知晓是由于他个子高挑，长相清秀，谈吐优雅，并且有一个“学生会文娱部长”的头衔。有一次他说，老是天南地北地瞎聊，不如每天由一位同学讲个故事，或真实的或虚构的，可能另有一番味道。大家都说这个主意不错，后来我们七八个同学果然轮流着讲故事，大约一个星期轮到一次。
为了这个故事，我苦苦构思了一个多星期，受泰顺老乡经历的启发，一个题为“一次门户不当的感情经历”的故事终于出笼了。故事的主人公是某大学伙房的一位青年炊事员，他由于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随叔叔到某大学做帮工，但他始终坚持自学从不放弃，下班后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在图书馆里读书、学习至深夜。故事的另一主人公“我”是这所大学里中文系的女性高材生。因为都是图书馆里的常客，虽然他们互不了解、甚至从未打过招呼，但很快都混了个面熟。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们邂逅认识了，从而开启了相互欣赏、不对称交往、内心矛盾冲突的心路历程。我把这一过程加以发挥，渲染成了故事的主要情节。故事以“有情人终成眷属”作结。
那天我讲了这一故事后，竟引起了草坪“坪友”们对故事应有“团圆”还是“遗憾”的结局分成了两派，开展了持续近一个月的热烈争论：
有位我估且叫他A的同学说：“结局太理想化了，这不符合实际。”
“恰恰相反，我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正好反映了我们今天现实社会的本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差异并不能阻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结成终身伴侣。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就是要反映人民中的这种先进思想的苗头。”B同学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宏论。
C同学的说法却较为现实：“我说‘大团圆’不可取。假设他们最终结合了，可能由于努力他成才了，但在今天的制度下，他能获得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吗？否则每月五元工资的工友怎么养活一家大小？住在哪里？再说长期的地位落差能让他们的感情维系多久？”
D同学的角度却有点与众不同：“传统戏曲的小生、小姐‘大团圆’结局有点太公式化了，我看文艺作品中还是多一点曲折和波澜好，因为这更能显示生活的艰辛、增添作品的可看性。”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后来我根据“遗憾派”的意见，修改了原先“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写成了短篇小说，投到了学校的校刊上，得到了“录用”的通知，这已是第二年春天的事了，可惜由于大鸣大放运动的发展，此事成了无法兑现的遗憾。
每逢星期天，我也会去西湖滨游玩。一天，我带着画板去虎跑公园写生。我用水彩颜料把虎跑寺正门、门外的游客和参天大树都描进了我的画纸。这时我发现有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蹲在我身后，一眼不眨地看着我作画。不一会儿，过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少妇，向孩子招手……
孩子笑着看着我说：“妈妈，让我再看一会儿吧，大哥哥画得可好了。”
妈妈说：“叫叔叔吧，”她看着我胸前的校徽，“叔叔可是个大学生呢！你这么喜欢画画，就拜他为师吧。”
当一回话剧团团长
大约是我讲的故事，还有我在歌咏比赛时指挥大合唱的良好表现给他留下了印象，马平一命我去组建“浙江师院话剧团”，并指派我为团长。虽然没有“任命书”，但我还是非常乐意地挑起这付担子，后来物理系的马文瑞同学、外语系的蔡其蓉同学、化学系的徐崇娴同学都成了我手下的干将。
我们剧团开张后的第一台戏叫《凯旋》。这是一个由当年王松声先生写的具有活报性质的广场剧：一个描写参加过抗日的“国军”士兵，奉命掉转枪口，打回老家，打自家人，终于在亲人的鲜血前面觉悟的故事。
我除了担任“导演”，负责印发脚本、分配角色、组织排演，还在剧中扮演了“张德福”的父亲一角。排练正式开始后，我凭着一纸介绍信，到浙江话剧团聘请了一位正宗的耿姓导演来校指导。令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是，这位导演从开排到演出，不但没在学校拿过一分报酬、报销过一次车费，甚至在排练至深夜时，也空着肚皮回去。因为那时剧团就有“辅导群体活动”的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有“接待”一说。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后，演出在兼作“礼堂”的饭厅里进行。因为这是个广场剧，而且条件也差，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布景、灯光。那时学校的文化活动不多，大家听说晚上有演出，晚饭后，同学们纷纷抢了座位，不一会儿，饭厅就坐得满当当的。
演出开始了。剧中的“中央军”某班长张德福（由文娱部长马平一亲自担当）抗战胜利后凯旋，其所在部队来到河南某县的一个乡镇上。国军团长要“宣慰”百姓，参加的有改编为“剿共志愿军”的日军大佐冈田和改编为“国民先遣军”的伪县长魏参谋。在“宣慰”的群众中，挂彩的少年自卫队长张小福被发现。团长在冈田的威逼和魏参谋的引诱下，命令张德福当场打死了张小福。
这时扮演张德福父亲的我，发现打死孙子的竟是自己的儿子，就一手按住胸口，一手指着“张德福”，激动得颤抖着声音说：“你，你……”的情景，给同学们留下了印象。演出临近尾声，当张德福认出自己的父亲和女儿时，才知道被他打死的竟是自己的儿子。张德福想不到抗战胜利了反而使其亲骨肉相残，于是他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砰”的一声，倒在了自己的乡亲和父亲面前。
由于专业导演的精心指导，加上我们都曾有过的一些舞台经验，演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谢幕时，礼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使每一个参与演出的同学都感到扬眉吐气，充满了成就感。在这一过程中，我锻炼了独立的工作能力，也结交了许多有文艺才能的朋友。
接着，我的第二个目标是排演曹禺先生的大作《雷雨》，这当然是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为此我们作了更为精心的准备。只可惜就在排演即将完成时，天空已是浓云密布，整风运动的“和风细雨”正慢慢地到来。
钱塘江畔漫步
秦望山前就是钱塘江。晚饭后，我常与同学们一起到江边散步，在紧张学习的间隙，学友们踩着江边的沙石，一边吸着在江面上飘浮的略带咸味的空气，一边检起江边的小石向江心甩去，看着旋转带起江面的一连串水圈飘向远方。天南地北地聊着，身心全都放松着。我和大家都在享受着这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常在江边走的同学，包括何忠华、张镜清、王树华等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几个人。张一炳等有时也来参加。
听说钱塘江有着举世闻名的大潮奇观，但我一直不见它的到来。每当我来到江边，看到的江水总是慢慢吞吞地流着，波浪不惊，比我老家的敖江、飞云江、瓯江宽多了的江面上，船只也是优哉游哉地行进着，丝毫也不着急。看来我是有点低估了江的力量了。要知道在江底下它时时在积聚力量，一旦时节到来，它就会汹涌起来，把那些敢于藐视它的船只掀翻、击碎，葬身江底，虽然你并不自觉。
今天我要对钱塘江说：江啊，我并没有藐视你，我从来想也没想过要藐视你!
有一天，我把在《译文》上看来的一个悲惨的故事，说给一起散步的学友们听：
“故事发生在美国底特律的一个有夫妻俩和四个孩子的工人家里。丈夫失业已一年多，尽管天天四出寻找工作，还是没有着落，眼看着房租、水电费、孩子的学费都得马上交了，该怎么办？那天深夜，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的他，把身边最后的十元钱放在妻子的枕边，挨个吻了四个孩子，换上去年生日时妻子送的西装和领带，轻轻地带上门，驾着一部老掉了牙的福特牌汽车，缓缓地向海边驶去。就这样，尽管有点犹豫，但生活的艰辛，未来的渺茫，还是让他狠狠心，‘啪’地一声踩下油门，一部破碎的车连同一颗破碎的心，猛地朝大海驶去……”
说完故事，我还意犹未尽，看着大家津津有味听讲的样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大脑皮层哪一枚螺丝松了，平白无故地加了一句题外的话：
“一个美国的穷人，也有西装、领带、汽车，日子过得蛮不错嘛，何苦要自杀呢？真有点叫人想不通！”
尽管这句话已为我的一生埋下祸根，但我当时还没有丝毫的自觉。我只觉得那时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日子过得如此的有滋有味，好像风儿特别地轻，太阳特别地亮！
资产阶级的白球鞋
学期将近结束，天气也渐渐地凉了。
一个下雨的早晨，我象往常一样脱了鞋，卷起了裤脚，冒雨进了教室。这天刚好系里领导来听课，他们都惊奇地盯住了我的脚。课后他们问我为什么不穿雨鞋，你知道赤脚来上课是失礼的吗？我说我没有雨鞋。
记得小时候我曾拥有一双打着红色球胎补丁的雨鞋。但从它破得不能再穿后，我就没有一双被老家百姓称为“套鞋”的雨鞋。下雨天我总是习惯打着赤脚。到了杭州，我只带了外婆用手缝制的两双布鞋，雨天我怎么舍得穿？第二天，系领导带信叫我写一张要求补助购雨鞋的申请书。很快3元补助费批下来了。当天晚餐后我走到六和塔前的小街去选购平生的第一双新雨鞋。
塔前小街上一字儿排开许多小商店，其中一间“供销社”门市部的货柜里摆满了各色各样的鞋子，长的短的，高帮的低帮的，黑的白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让我的眼睛都看花了。特别是摆在玻璃柜内的一双白色的“网球鞋”老在向我“招手”。平日也有家境殷实的同学足登此鞋从我面前潇洒地走过，曾令我羡慕不已。我想，买了胶鞋只能雨天穿，如能买双球鞋，还能晴雨两用，而且家里带来的布鞋也已经是“脚趾在外”了。今天，这双我心仪已久的“时髦”鞋就“活生生”地摆在我的面前，我再也无法阻挡这一要命的诱惑，再说价钱也差不多，为什么不可以“灵活”一下呢？于是我咬咬牙，勇敢地掏出钱，买了下来。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正当我穿着这双“时髦”雨鞋，意气风发地“招摇过市”时，学生党支部书记向我转告了系领导的意见：国家的困难补助是为了解决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不是让你打扮得更加漂亮。要注意这种追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生活中时刻自觉抵制这种腐朽意识，做一个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革命大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符合长期享受每月2—4元的困难补助条件的，但由于这双“资产阶级”的白鞋，这个资格便没有了。并且由于这双鞋，我大学求学期间遇到了第一次心灵曲折。
虽然如此，1956年的下半年依然是我青年时期最为扬眉吐气的时候。与少年时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日子相比较，今天我不但没有温饱之忧，而且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只觉得前途似锦，生活洒满阳光。每当清晨，我踌躇满志地站在钟楼前，遥望秦望山上茂密的丛林和玉带般绕过脚边的钱塘江，心中涌动着美好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壮志豪情。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暗流正悄然地向我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