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会又有新名堂

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你也不必太较真，无非打个电话，事成之日请大家吃一顿。

光阴如箭，不多久又到了年底的评定职称的时间。朋友们都劝我说：

“老詹，去给评委们打个招呼，特别是今年又换了新院长。虽然过去他是你的下级，对你很客气，但今天不同了，你找他，说明你尊重他。现在大家都这么做，你也不必太较真，无非打个电话，事成之日请大家吃一顿。”

这话我听不进去，我就不相信我这个“教授”只能从后门才能进！很快，我固执已见的结果出来了：我不但依然没有通过，而且票数反而比去年少了一票。

我傻住了！

1994年9月19日开的评委会，20日与我关系挺好的林老师，一大早就在校门口慌慌张张地拦住我问：

“詹老师，你有没有在别人的文章上署自己的名字？”

我奇怪地问：“谁说的？”

她说：“评委会主任在会上公开说的，谁都听见了。”

21日，我又问了魏老师和蒋老师，他们都说：“确实说了，当时大家都很吃惊，纷纷议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有朋友问我：“老詹，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说：“你觉得我这个人会做这样的事吗？咱们同事几十年了，你我很熟，你说我是这样的人吗？再说我的论著无论是级别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标准了，我有这样做的必要吗？” 

于是我找上了新上任的党委领导。我说：

“我强烈要求组织把这事实真相调查清楚。我认为只有内心十分卑鄙的人才会做出如此下流的事。如果事实证明我的确这么做了，那我就损失了一个人民教师的资格，更不用说是一名高校领导了；如果这是无中生有、恶意中伤，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党委对他至少批评教育一下是必须的！

“现在我只要他拿出证据来！”

我不知道后来调查了没有，若干年后，我得到的“结论”是：“各有各的角度”和一本精装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我至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好在现在大家都退休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今天我把这旧事重提，并不想去指责谁，无非是想让后人从中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罢了。

一场楼梯口的辩论

我没投你老公的票是由于他没水平。他把别人的东西签上自己的名字是事实！你去告好了，我有证据，你越告你的名声越臭！

对于“署名事件”，阿静比我还气愤。她说：“过去我们全家受欺受压我都认了，那是社会大环境；今天他还要爬在我的头上撒尿，说什么我也要分个青红皂白！”

我只怕她乱说乱动，把漏子捅大了，不好收拾。我劝她：

“我们要相信组织，二十年的冤案都弄清楚了，还怕这点小事情？这事你别管了！”

我叫她别管，她还偏偏要去管一管。

1995年春的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还不见厨房里有动静。正疑惑间，只见阿静从门外风风火火地进来。我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我去了卢领导的家！”接着她给我描述了刚刚发生的“故事”：

敲门。

“谁？”门开了一半，门缝中露出卢夫人的半张脸。

“我是詹振权的妻子。”

卢夫人一脸的不高兴：“你有什么事，去找老卢本人，我只是做好他的后勤工作。”

“听说卢领导讲我老詹的文章是别人处剽窃来的，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事实嘛。打印稿上是你丈夫的手写签名，这是李日增发现的，他递给我家老卢看，还哼了一声。你在其位不谋其政，院长要当，工作不干，什么事都堆在我老卢身上，他身体也不好，你还有脸到我家来七七八八。你给我出去！”

“你怎么这样没礼貌，还是人民教师呢，像个农村妇女！”

这时楼下传来脚步声，卢领导正沿着楼梯一级级地上来。卢夫人见丈夫来了，中气更足了，就大开了房门，但仍拦着门口，指着妻大声地说：

“老卢，她说你污蔑他老公，说我是农村妇女！”

卢似乎有点恼怒：“我没投你老公的票是由于他没水平。他把别人的东西签上自己的名字是事实！你去告好了，我有证据，你越告你的名声越臭！我干了多年的学报编辑，有证据在手，明天就拿出来。”

“好啊，你把证据拿来给我看。”妻子说。

“给你看干什么？我就拿给你丈夫看！”

“好！你什么时候拿出来？”

“我今天开会，明天是星期天，下星期一拿出来给你看！”

星期一，妻专门请了假，早早就候在学校后大门口。

不一会儿卢领导来了，妻再次要求他出示证据，他说：

“你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拿给你看！”

一直等到近中午，还是不见卢的身影，妻子只得无功而返。从此以后，虽然我们上班时天天见面，但关于“证据”的事再也没有音信了。

妻子先后两次叙述事件经过，说完后，我叫她再说一遍，并立即将这个过程作了详细的记录。上述的就是根据原始文稿转述的原汁原味的话，连语气都没改动

小虎来信

至于那位卢先生的事，不提也吧，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新的一年，又是一轮新的折磨。我想，学院领导不给你调查清楚（真是无奈啊），评委们又不明白事

实真相（我如把真相公开了，又怕有损他的威望），看来普通高校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因为年前温州教育学院并入师院，所以部分老师也可以通过成人高校系列去申报职称。于是那年我就从那儿申报了。因为这里的评委会是另外一班人马，所以在市里一下子全票顺利通过。谁知报到了省里，被两位同行挡住了。她们说：老詹走错了道，按他的这种条件，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挤？她们不知底细，虽然是好心，可把我害苦了！唉！这一年我又没跨过去！

我不知道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除了郁闷还是郁闷。但是老天爷还是朝我眨了眨另一只眼：这一年里，小儿子詹小虎考上了全国重点北京理工大学；我家老大詹曙在年底娶了个贤慧、美丽的媳妇，这像在我受伤的心灵上吹过一阵和煦的春风。

小虎在我的眼里还是个孩子，但他现在成了货真价实的大学生了，他开始在思考人生了，他那年写给我的信中就和我讨论了我在苦恼着的问题：

爸、妈：

您们好！

爸爸的事希望能看开些。至于那位卢先生的事，不提也吧，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提一则显得大度，二则也没有什么作用，何况可能还有反作用。

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信，他有那么些能耐能一手遮天。当年江夫人那么风光，下场也不是可笑？儿子不敢自夸，但至少哥哥和我都是正派仁厚的人，虽不能使门楣增光，但也不会使家人受辱。中国人讲究的是德才兼备，父亲宽厚仁和、学识精渊，即使是讲师，别人也以教授之礼相敬；有的人即使是教授，别人也以为獐头鼠目，鄙之不屑。既然这样，又讲什么虚名呢？职称固然可以代表一些社会承认，但也并非都是这样。父亲才德有目共睹，周围交口相赞，已是最高的社会承认，教授之名有的其实未必有；已有其实，名也就不怎么挂在心上了。儿兄弟二人虽不能用才能使家门光耀，但可以德行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儿子不敢自夸，但那位卢先生就不会有这个福气！

北京生活儿子已相当适应，爸妈勿念。儿 小虎

轻舟终过“万重山”

最后的结果是：除开一票外，全票通过！

1996年，我还是迈不过这个坎。1997年，这可是我升等的最后一次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无奈，我只得改变策略：招呼不打不行，反映情况也是为了大家不只听一面之词。

首先，我想找个中性的人来评评理。那天我找上了温州医学院院长李日昌先生，他是浙江省“高评委”成员。他与我并不很熟，但在每年一度的高校春节团拜会上有一面之交。我把自己的情况和请他关照的意思简单地说了说。他把我的职称申报简表和附上的几本论文原件和专著浏览了一番，只说了一句话：

“你的条件都符合了嘛！他们还把你死死摁住是什么意思？”

郑继伟、李志强是省教委两位年青的副主任（前者现任省府领导），他们都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杭州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因为是同行，在校时他们就曾看过我写的东西，用过我和学友合著的教材，平常在学术活动中也常有接触，所以他们对我的一切都非常了解。他们安慰我说，别担心，我们会尽力的。

在学校里，我对部分理工专业的评委们也都打了招呼。由于“隔行如隔山”，他们一般认为，教育学是小儿科，常识是有的，但没有深奥的理论，谈不上科学。我们的沟通，让大家对我所从事的专业有了一个起码的了解。

1997年春，我凭着十年前苦攻英语的功底，以高分第二次通过了A级的职称外语考试。同年9月，我终于以压倒多数票数通过了学校评审。当省评委会开会时，我院的一位年青的周老师（今天他已是温州大学的校级领导）在杭州对卢领导说：

“詹老师要我转告，请您在这次评审中高抬贵手，让他过去！”

这位老兄竟说：“这不可能！”

可最后的结果是：除开一票外，全票通过！

啊！好累啊！不过这个折腾了五个年头的坎总算让我给迈“过去了”！但是迈过去了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