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教授到贪婪书记的蜕变

原镇远县县委书记黄保勤落马纪实　　

    我不知道世人怎么理解教授二字的意义，总而言之，教授在平常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比较神圣而知识渊博的，是一种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

    我今天要说的，是6月2日《贵州都市报》刊登的《从大学教授到贪婪书记的蜕变》中的“教授”黄保勤。为什么要用双引号来对他的名字作特殊的表示，大家可以从报纸的标题看出来，他已经不配做一个真正的教授，他只是一个吸饱人民血汗钱的平庸之辈，一个出卖良心与道德的罪犯。

    贵州能有一位教授，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因为贵州穷，需要高级人才来建设，所以政府对这些特别人才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而黄保勤，这个通过自己刻苦学习而得来的一份教学工作的干部，有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就是想当一个官。为什么要当官？社会很明显，当官有职权，可以干一些“特别事儿”。 黄保勤便是瞅准这些“特别事儿”，以“扶贫”的名义去做官。你想想，17年的军人生涯，10年的耕耘，虽年近半百，倒也衣食无忧。但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黄保勤的生活还是有些紧巴。乡下的父母不能不管，哥哥们有点困难还得帮。一家人住在学校分的那套窄窄的房改房里，想买套宽敞的新房却囊中羞涩。我这么有本事，我不去当官发财，我还当什么教授。所以他想到了“镀金法”，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下乡挂职扶贫。

    经过当地媒体的宣传，加上这么位教授去做官，黄保勤就成了名人，领导自然开始重视这个人才，慢慢的对他进行了提拔。然而，黄保勤并没有老实的做官，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他而是一心为着他的发财梦，一心的堆集他的财富。直到东窗事发。

    可以想象，一个人要去腐败，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而一个人要真正的做到为国家，为社会做点贡献，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教授也是人，我们可以理解他，毕竟他也喜欢金钱和美女，也是有强烈自尊的人。但有一点不可原谅，那就是他怎么忍心朝那些面朝黄土的老百姓开刀，怎么就忍心吞下那一笔笔血汗钱——这已经不是良心与道德的事了，简直连畜生都不如，还父母官，给人民做孙子都嫌他脏。

    事实上，这样一个被名利与物质迷惑了的人，已经没有了血肉，没有了感情，不值得我们再写一篇文章批判他。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社会总会冒出来那么个败类出来，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引以为戒，就不能做个炎黄子孙呢。

    我想，像黄保勤这种披着“教授”人皮的人还很多，希望他们在对人民下手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人，意识到总有一天，人民养活了他，也会革掉他的命。

    以下内容摘自《贵州都市报》金黔在线：

    http://gzdsb.gog.com.cn/system/2008/06/02/010281154.shtml

                       从大学教授到贪婪书记的蜕变

　　1

　　为圆当官梦，教授去“扶贫”

　　黄保勤，1950年出生，1969年初中毕业后通过当兵走出农村，曾先后在总后汽车24团服役，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在总后汽车管理学院、北京军区后勤干部学院任教员。

　　其间，他通过刻苦努力，获得了大学文凭。

　　1986年，黄保勤转业到贵州民族学院，成了一名大学教员。又经过5年拼搏，黄保勤有了副教授头衔，1996年担任学院干训部学总支副书记。

　　17年的军人生涯，10年的耕耘，虽年近半百，倒也衣食无忧。但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黄保勤的生活还是有些紧巴。乡下的父母不能不管，哥哥们有点困难还得帮。一家人住在学校分的那套窄窄的房改房里，想买套宽敞的新房却囊中羞涩。

　　眼望着他人纷纷致富，黄保勤的心无法宁静。他开始反思，如何尽快走向致富之路。

　　纵观上下，横看左右，他悟出了“发财捷径”——做官。

　　但怎么才能做官呢？他想到了“镀金法”。于是，他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下乡挂职扶贫。

　　一个副教授，主动放弃城里舒适的日子到艰苦的地方扶贫，真是难得。组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到威宁自治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那是1994年3月至1996年1月。媒体曾对此大量报道。

　　1996年5月，两年的扶贫挂职生涯结束了。但是黄保勤并没有如愿升官，回到民院后只任了个系主任。

　　尽管“壮志未酬”，黄保勤并不死心。他再次向组织提出到艰苦地方去扶贫。

　　组织部门再次同意了他的申请，让他到黔东南州黎平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

　　1999年5月，黄保勤第二次走出院校下到基层，再次成了轰动性的新闻人物。媒体再次对黄保勤这种“学者型官员献身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进行了报道。

　　黄保勤出名了，组织和领导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按规定，挂职期限通常是两年。但黄保勤到黎平仅挂职半年，就调回州里当了州长助理。8个月后便走马上任当上了镇远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到2001年12月，就正式当上了县委书记。只一年的功夫就完成了一系列的官场跨越。

　　2

　　曝光“血耗子”，牵出贪书记

　　就在黄保勤大打政治和经济的翻身仗时，有人开始不断举报他了。

　　2006年年初，黄保勤已经56岁。按常规，像他这样的年龄，即使给他官升一级，也不可能再担任实职了。但黄保勤居然调到了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担任党委书记，还是当了个副厅的实职。

　　就在这时，一家媒体刊发一篇调查报道，披露了镇远血站向老百姓疯狂违规采血的情景。

　　报道很快引起了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重视。石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当即批示：“……省纪委、省检察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严处陈登富一案。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以便严防‘血耗子’发劳动人民的血财。”

　　这里的陈登富就是镇远县血站站长。

　　省委书记的批示，很快送到了省检察院。

　　同时，省检察院反贪局也收到了对黄保勤的举报材料。有人举报他的老婆花70万入股陈登富在贵阳开办的“焱祥房地产”。

　　于是，省检察院反贪局同时出击。一方面由省院反贪局自行调查黄保勤的家庭财产情况；另一方面采取异地交叉办案方式，将陈登富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交由石阡县检察院初查。

　　之后，省检察院的3位检察官在贵阳花溪、民院及各家银行一一展开调查。很快，检察官发现黄保勤夫妇(女儿在北京读大学)在贵阳共有4套住房。其中一套是在贵阳市内的“中天星园”买的豪华住房，170平米，价值七八十万。

　　此外，以他老婆王质莹和他女儿的名字为户头的银行存款有130多万。这些存款全是在黄保勤当上书记后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存入银行的。加上他老婆投资入股“焱祥房地产”的70万，黄保勤在这3年内至少有200多万(后一审法院认定为95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但是，怎样查清楚黄保勤在任县委书记期间这来源不明的巨款呢？

　　此时，石阡县检察院已经初步查明，陈登富涉嫌挪用镇远血站2100万元资金在贵阳开办“焱祥房地产”。

　　2006年7月15日，石阡县检察院突然对陈登富实施抓捕。

　　没想到初次突审，陈登富很快就交代，他前前后后送了黄保勤的老婆王质莹十余万现金，目的是为了感谢黄保勤在血站改制上帮的大忙。

　　随即，石阡县检察院请示省检察院后，迅速将王质莹传唤至石阡。王质莹也很快交代了她收受陈登富人民币13万的事实。

　　事情的发展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接下来检察机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四面八方刮起“十级风暴”

　　在镇远，人们都说，镇远“最有权的人”是黄保勤，“最有钱的人”则是血站站长陈登富。

　　当专案组深入镇远调查时，所到之处，一问到黄保勤和陈登富的事，回答一律都是“不知道”。要查阅有关材料？“没有！”

　　而黄保勤虽然不在镇远任职，但三天两头出现在离镇远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做青溪的地方，与他过去提拔的一些干部吃饭喝酒。意即告诉人们，他黄保勤没事。果然，他那张大网便展示出威力来，使得人们不敢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于是，省检察院请求省纪委对黄保勤采取必要的措施。

　　就在这时，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首先，在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王质莹突然翻供，并称之前遭到检察院刑讯逼供。陈登富说他根本就没有送黄保勤的钱，王质莹也说她从来没收陈的一分钱。

　　接着是上级组织不断收到控告信，说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乱抓人，把一个对社会有出色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当作挪用公款罪办理，随意闯入人大代表的住宅乱搜查……

　　一份份状纸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控告后，也限期要求省检察院对陈登富一案务必认真查明汇报。

　　一时间，就好像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检察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怎么办？明知他们有罪，却被反咬了一口。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不再调查陈登富是否送钱给黄保勤，而是重点追查镇远血站究竟是国有还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也就是说，陈登富是否构成了挪用？

　　这时候，省纪委也对黄保勤采取了“双规”。在双规地点，纪委和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的手机上有一个与石阡通话频繁的号码。一查，这原来是石阡县公安局看守所民警郜方学的手机。再一查，原来陈登富和王质莹进了看守所后，便通过郜方学的手机与黄保勤和外界联系，导致陈登富、王质莹、黄保勤串供翻供。

　　挖出郜方学后，陈登富、王质莹不再翻供了，但就只承认行贿13万的事实。而且陈登富居然还称：血站是他个人的，他自家的钱，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是的，在镇远，人们都说血站是陈登富个人的，陈登富的律师还拿出了镇远县政府2002年的一份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红公章，清清楚楚写着镇远血站改制后的全部资产不再属于国有资产，而是法人陈登富个人所有。

　　若真是这样，检察院就办了个错案，抓错了人。

　　但检察官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务院1996第208号令明明规定，单采血浆站只能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单采血浆活动，怎么这镇远血站就是陈登富个人的呢？

　　镇远血站始建于1995年，当时怎么建立的？是国家出资还是陈登富个人的钱？检察官反复查找，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证据：镇远血站是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卫生事业单位。

　　找到这份证据时，检察官们禁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接着，在省卫生厅的支持下，检察官们通过查询与镇远血站发生业务往来的全国各地血液制品厂，历时3个月，终于给镇远血站重建了一大摞厚厚的账簿。

　　得出的结论是，陈登富采取收入不进账等形式，从1995年建站，到2002年改制前，涉嫌贪污人民币2100万(不计2002年改制后的收入不进账数)。

　　此时，陈登富深知自己罪大恶极，于是开口交代了他为了把镇远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向黄保勤先后行贿46万元的犯罪事实。

　　4

　　血站改制，国家损失近亿元

　　陈登富的招供让黄保勤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开始在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贵州省人大作出决定，罢免了黄保勤的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2007年1月5日，黄保勤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原来，陈登富自1995年建站以来，就采取大量资金不入账，贪污了2100多万。但他还不满足，早就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县委书记后，他的机遇才来了。

　　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登富发觉黄保勤是个用钱就可以搞定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在金钱的作用下，黄保勤便开始全心全意为陈登富服务。

　　黄保勤多次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血站的改制问题。当时的分管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拿着国务院的“208号令”向黄保勤提出：“书记，不能改呀。国家规定不允许个人从事单采血浆活动，这是违反不得的。”

　　但黄保勤不听，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怎么就忘了小平同志说的，步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呢？你们呀，就是思想不解放……”

　　接下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资产核算，一个本来拥有数千万资产的血站，陈登富通过各种手段做假，从账面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不足200万资产。然后，陈登富用两台旧车子抵给县委、县政府，就算是把国家原来投入血站的国有资金“还了本”。从此，这个血站就算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企业了。

　　当然，遇到上边来检查，对外的称呼依然是镇远县卫生局的血站。陈登富照样享受正科级待遇，领工资，报医药费、出差费等等。

　　为此，陈登富在改制前和改制后，共分六次送了黄保勤46万元人民币。

　　为了这区区46万，却造成国有资产近亿元的流失。(先前陈贪污2100多万，“改制后”未入账的7300万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陈登富的个人腰包。)

　　2008年5月27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3月至2005年12月，黄保勤在担任镇远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为镇远县单采血浆站站长陈登富、镇远鼎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镇远县人民医院等个人或单位谋取利益之机，先后单独或伙同其妻王质莹(另案处理)非法收受、索要陈登富、蒋华、任贵远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67万元。

　　法院同时查明黄保勤现有家庭财产2210787.45元人民币、5692.99美元、886.56欧元，扣除黄保勤家庭合法收入以及收受的67万元贿赂款和74300元违纪款，尚有951279.64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据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黄保勤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总刑期14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一审宣判后，黄保勤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