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伦友（加拿大 多伦多）

    今年母亲80周岁了。往年都是和弟弟、妹妹们一起为母亲过生日的，今年却只好在地球的另一面遥祝妈妈生日快乐了。

    常言说得好，“母亲生了我的身。”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比绝大多数人更丰富的内涵。1950年，在我一周岁左右的时候，得了麻疹。若是在现在，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长白山区牡丹江畔的一个小山村，问题就严重了。一是贫穷，无钱就医；二是落后，不懂科学，相信迷信。起初母亲是看中医，求巫婆神汉，寻找各种民间偏方，结果都无济于事。为了我这条孱弱的小生命，母亲冲破传统观念，不顾经济困难，抱我到县城里去找西医。

    母亲亲身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因此，凭着朴素的民族感情，对日本人非常反感。可要给我治病，偏偏又碰上了个日本人医生。为了我的生命，母亲什么都不顾了，还是让日本人给我治病。为了我，家中不知卖了多少黄豆、玉米、谷子；为了我，母亲在县城的亲戚家里住了半个多月。母亲终于说服了阎罗，把我遣返回到阳间。那个小村里，与我同时染上麻疹的孩子有六个，结果只活下来我一个。

    这场病在我的嘴唇上留下了两块疤痕。现在，每当刮脸时，理发师都出于职业习惯给我指出来。我总是回答说，都半个多世纪了。理发师当然不想听这个故事，我也没必要给他们讲，我只是时时提醒自己，我的命是母亲从死亡线上抢回来的。

    我到了六周岁，母亲认为我有学习的天赋，该上学了。因为我曾跟母亲去过扫盲班，学会认很多字。我至今还记得认识的第一个字是“透”，老师讲下雨把衣服浇透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到学校报名，学校不收，因为当时规定八周岁入学。听了母亲的介绍，老师让我数数，我一口气数到20。现在，这种孩子太平常了。可当时还是得到了老师的赞许，但还是没有收我。没上成学，我很不高兴。妈妈为了让我高兴，给我订了一份《小朋友》杂志，让我跟着邻居家的小学生认字写字。这在周围没上学的孩子中也是只有我一个。

    七周岁那年，我上学了。没辜负母亲的希望，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高中，我一直是班级的学习委员。初中阶段，学校在离家20公里的镇上，有森林小火车相连，妈妈经常托人往学校给我捎好吃的。初中的三年，是全国闹饥荒的三年，我个头却长了10多厘米，从教室的第一排逐步升到第三排。我花什么钱，妈妈都舍得。整个学生时代，我没间断过订阅报纸杂志，有《红孩子》《红领巾》《中国少年报》《中学生》《光明日报》等。这些花销在当时占爸爸工资的比重不可谓小。

    初中毕业时，我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准备报考中专或技工学校，好早一点儿参加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但班主任坚持让我报考重点中学，准备将来上大学，即使我报中专，他也要给改过来。爸爸妈妈要我听老师的，只要我能考上，念到那，供到那。

   但历史没有让我圆成大学梦。读高中时，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浩劫中，我这个“五分加绵羊”的学生，虽然不十分狂热，但也没当逍遥派。在“红卫兵”组织中，是文攻队的成员，收集资料、办小报。尽管如此，还是在一次“文攻武卫”中被从地上弹起的石块击中了额头，受了点儿轻伤。不知怎么回事，这事传到了几百里以外的母亲耳朵里，而且变成了“塌了鼻子，掉了一只耳朵”。母亲不顾一切，背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半夜乘火车赶到延吉市。由于武斗，公共汽车全停运了，母亲雇个毛驴车来学校找我。看到我真的没事—那时我头上的伤已经好了—这才放心，但她一定要我回家。她此行的目的就是把我找回家。刚好那天武斗双方开始停火谈判，下午就开通了公交汽车。我送母亲到汽车站，母亲想拉我上车。我吓唬她说，这是对方阵地，小心别让他们把我抓去。母亲只好松手，含泪回了家。因为没能把我找回去，母亲还受到父亲一顿埋怨。

    也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趁父亲临时借调别处的机会，果断地把家从小山沟里搬到镇上，为的就是不耽误孩子们的前程。父亲也因此转到镇里上班了。这可以说是我家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如果我家继续呆在小山沟里，真不知道我们兄妹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母亲最大的功劳。

    我们兄妹的婚事都是母亲操办的，我们兄妹的孩子都没少得到我母亲的关爱。我的大女儿，是我母亲的第一个隔辈人，由她一直照看到上学。大女儿是五岁上学前班，五岁半上小学。那时，学前教育还是个新事物。为了上学前班的事，我没听母亲的话。她觉得孩子太小了，怕给累坏了。为此她流了不少眼泪，有时还跑到学校，隔着教室玻璃，看着小孙女掉泪。

我的两个女儿稍大一些后，我们夫妇就让她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母亲是把大学梦寄托在孙辈身上的，看到我们让孩子干活，就责备我们，“孩子学习这么好，你们还舍得让她们干活。有你们后悔那一天的。”母亲的话对错不说，关爱晚辈之心不容置疑。

   我们兄妹成家后，在我们那个地方混得还都算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母亲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坚持独立生活，即使是在父亲去世后，七十多岁了，还是自己单独生活。非但如此，她心里总是惦记这个，牵挂那个，还经常帮儿女们干家务。我们兄妹一再劝她，“你不用我们惦记，已经就是儿女们的福了。我们都三四十岁了，你就别为我们操心了。”母亲嘴上答应着，心里还是放不下，一切照旧。

    “父母在，不远游。”在我们夫妇来加拿大之前，大家终于把母亲说服了，搬到我的大妹妹家住。这让我多少减轻了一些内疚。为了不让母亲惦记，每隔十来天，我给家里发回去一篇《旅加日记》。这些日子，因为上LINC班学英语，生活比较单调，可写的东西少了，不知不觉三个星期没往家里发《旅加日记》了。妹夫发来邮件说，母亲这些天没听到我们的消息，着急了，牙都疼了。我赶忙往家里打电话，这边是早上九点，家里是晚上九点。可惜母亲已经睡觉了，是妹妹接的。妹妹说，这就行了，妈就会放心了。

   “儿女在外母担忧。”母爱伴随我长大、工作、退休，直至出国。如今我都快60岁了，还让母亲操心，是苦，是甜？是喜，是忧？真是无以言状。在此，仅以寥寥数语，表表儿子的心迹，祝福妈妈健康长寿，天天都有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