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勇  （中国 贵州）

    前几天一位网友在搏客里给我留言，说我活得真精彩。他指的是我搏客里的那些文章。然而，这些不经意语句，却令我想起很多让我麻木的画面，也许我还有一点知觉，来告诉那些流浪异乡的朋友，我的生活不是精彩的，牵强一点说，是无奈和孤独的。

    我流浪了七年，至今还未停止步伐，坚持着，努力着，真的渴望自己就是一粒种子，发芽成长，最后成为栋梁之材。也有人说大山里的孩子天生就低人一等的，现实证明了这句话，难道不是吗？几百万的农民工流向繁华的城市，这当中年轻一辈又占了多少数量。我很欢快的加入了打工的行列，毕竟是与贫穷脱离了，还可以赚点钱在村子里盖幢楼房或在镇上做点小生意——也就脱贫致富了。我敢说，从大山里出走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只是经过岁月的过滤后，或好或坏的，奋斗造就了一切。

    如果没人提起，我根本不想说起我的生活。

    昨天晚上看了艺术人生与 金庸 先生对话，很是感触。他可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创作先列，我辈焉能并提，可他的生活的确是辛酸的，坎坷的，经历了人生三大悲剧中的两种，失去爱子和爱人——他结过三次婚，八十多岁的他谈起人生似乎也有点麻木的表情。我不禁觉得和他的曾经有些贴切，当然只是面对生活坎坷的一种茫然或是孤独。

    那么，我是怎么活着的？

    九八年到山东念音乐学校，原本是想能有份职业性的工作，没想到高昂的学费让我中途辍学，便放弃了追求音乐艺术的梦想。北方的冬天很冷，冷得早晨站在走廊里练习长笛指法时有股钻心的疼痛，晚上睡觉前往往会先思念家里的炉火。因为学费没有交齐，我被分到最差的一个班级，那里的学生都是因为学费未交清。而所谓的希望班只不过是一个摆设，除了桌椅比别的班级陈旧外，教室的面积还不到别的班级的一半——六十多号人上下课时得排着队进出教室。尽管如此，教导处还是没放过我们，三番五次地摧我们交学费。我打电话到公社，母亲来接电话，知道了学校要交学费的事，还告诉我家里拿不出什么钱来，只得去借。然而，家里一直没给我寄钱，出于应付教导处，班主任在同班的一个同学给我借了一千学费，说先垫付着，等我的汇款到了再还。两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这段时间我没心思去学专业课，天天期盼着家里的汇款。家里这时已经山穷水尽了，连过年的年猪也卖了也还没凑齐我的学费，父母也经常为学费的事争吵，比我长一岁多的大哥也不想再上初中。我向班主任提出要回家看看，她应诺了，说回去后尽快的回来上课。我以为回家后无论再怎么困难也得把借别人的钱还了，可班主任不这么想，她开始犹豫，那个借我钱的同学也时常的跟在我后面。记得那是个下刚下完雪的上午，我一直跪在班主任的宿舍门口，乞求她让我回家——一个多小时后，她开了门，很惊讶的看着我，说不就是回家吗，犯不着这样，我这就帮你想办法。意想不到的事，她把我领到了教导处，几个老师对我进行了严肃的审问并呈了案底一样的资料。他们怀疑我诈骗。接下来的日子是很难挨的，班上很多同学都鄙视我，我孤独的吃饭、睡觉。

    这件事像流水帐一样记在笔记本里，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一道阴影。父母出只是听我讲起过在山东时的一些坎坷，对于向一个女人下跪，他们并不知情。

    第二道阴影，是九九年的冬天被刻上的。

    贵州人不要。

    我到一家小型工厂门前问询时，身份证被抛了出来，然后就是一种鄙视的眼神，比看到任何肮脏的东西都厌恶。我后退了几步，然后就看到招工牌上写着几个大字：“贵州人不收。”从来没见过世面的我当然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我凭什么就要受这种待遇，我的籍贯有什么错。后来我渐渐知道，当地人不招收贵州籍工人也并没有错，温州的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贵州某某抢劫杀人类的新闻，工厂里也时常有贵州人拉帮结派甚至威胁老板的事件。于是，一切都变得很陌生，繁华的城市就像晨曦前的朦雾让我感受到了神秘，茫目的流浪也就是从那些带有剌激性的招工广告纸上一页页的开始——我始终是认为是那块写着贵州人不要的招工牌影响了我，让我一次次的站在瓯江边上体会生存的目的，是在异乡众多的鄙视中寄人篱下，还是回到穷乡僻壤中做一个朴实的农民。然而，种种回忆都没有那件事让我有了生命中的转折，我默默地把它记住了，没有阴影也没有讽刺，只是一种鼓励，凭什么贵州人就不行，就不能被人用好的一面用铅字印在报纸上。我把这种思想称为志气写在日记本上，似乎我要做的事已不在是为个人，是在为整个民族。毕竟是幼稚的，年少轻狂又放荡不羁，只能是在低矮而散发着霉气的工厂里对着纸糊的窗口发泄想象，又在看了某一天的报纸后有了愤怒的情愫。

    我愤怒了。

    看到了湖北的一个女孩为了爱情而跳楼，河南的一个三轮车夫被摩托车撞了还挨了一顿揍，重庆的妇女领不到工资在工厂门口躺着不起，等等。我拿着每月两百块的工资感到无比的幸福，却又觉得这样下去五十岁也修不起小洋楼，于是我不止一次的炒老板鱿鱼，不停地穿梭在繁华的城市之间。

    开始，我一直以为那句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在支撑着的话很对。一个人的肩膀很软，两个人就能组织一个家，就能思考很多事。我迫不及待的谈恋爱，甚至连女方有无某个器官都不在乎，只要能组建家庭。这有点像某些书刊或电影里的片段，大多就是我想要女人的内容。为此，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恋爱与家庭并不是一句我爱你就能解决，有时连和谐磨合也取不了多大作用——总之，我在爱情上的失败促使了另一种追求生活的思想，那就是写作。

    失败有时候也是好事。我对很多朋友都说，幸好我这样过了，要不然还得沉迷于爱情的世界。也有人说，这样活得很累，虽然在某一点上你是成功的，但你不快乐，没有真正的爱情，岂不是很矛盾和痛苦。我不痛苦，我把这种感觉称为麻木。

    直到结婚时我还是个穷光蛋，父母借钱办了我的婚事，一本正经的对我说，成了家就要立业，不要再不懂事。幸好，这次结婚只是以古老的仪式进行，并未到政府登记，然而也就这样荒唐的过了一年，种种原因后我们很洒脱地“离婚”了。之前村子里就传出诸多流氓与我的故事，精彩而可耻。传统的婚姻与自由恋爱是有一段距离的，长舌妇们的兴致也并不是没有来源，骂街的时候都会带出一小段来。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见，从母亲难堪的脸色上就可以看出一丝痕迹来，懦弱与无能促使我有了让母亲转型为以子为荣的想象。总有一天，我会让母亲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事实上我是想告诉亲人，我不是无能的，而希望他们能理解支持我。父母一直缺乏沟通，我与父母也有一层隔阂，为什么，是年龄的代沟，还是我真做了一些事让他们脸面无存。

    我意识到了打击，亲人们的鄙视，追求爱情受到的侮辱……太多太多，多得让我孤独的站在院子里想象一个永无争吵的地方，想象盖成了洋楼，开着轿车。如果不是工厂那个嚣张的领导指着我的鼻梁骨说，你就是个没能力的人，无论你到那里都不会有好工作，云云，我仍旧在生产线上任劳任怨，仍旧那么茫茫然。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走上文化宣传这条路，仅靠灵感，让人耻笑。但人总有一天会翻身的，会懂事的，所以我对一切文字都感兴——我指的是文字工作。工作有了，并且填补了多年想发挥文字特长的空格，很多人为我高兴，还说我撞上了狗屎运。终于，我找到了份编辑工作，办一份民刊。

    在别人眼里，我又结婚了，前来参加婚宴的人似乎都带着嘲笑。这次是认真的，先行到政府登记，然后才邀请亲朋好友。当然，这个时候有人问我，家和文章什么重要，我会说文章重要。

    母亲问过我：“你写那些能当饭吃？”

    我不敢回答，因为我不能，心里却在说：“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后来我才明白，不是证明给母亲看，也不是为谁争气，是为我自己。

    爱人很少看我的文章，我一直以为她看不懂，其实她是不喜欢而已。她喜欢到街市散步，买点小饰品戴在头上，还说要去北京看奥运会，也叫我到北京去找工作，只为看奥运会。性格的不同，有了冷战，一天比一天浓烈。

    办报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注意政治面积，领导形象等等。如果不是某一天领导说我政治觉悟低，我还不知道对政治皮毛不解，还在那沾沾自喜呢。

    我政治觉悟低？政治太广了，领导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骂不出口的语言像笑话一样在包厢里荡漾，这些不能记；台上的讲话热血沸腾姿态式优美，赶紧抓住动作拍照；某天的讲话稿要写得艺术点和普通点，文字不能用少见的字。也许，所谓的政治只有那些整天耀武扬威的拿着官腔宣布台词的人才会懂得其中的奥妙，我只是个乡下人。

    领导说：“要注意形象，不要丢单位的面子。”

    我就一土包子样，再改也成不了香饽饽。所以我一直在犯着许多政治错误，不是把这个领导的名字多写一撇，就是把那个领导的照片拍得奸诈，报纸一出来，自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一回生二回还不熟，犯同样的错误领导也懒得动口，要不是我身价便宜恐怕早就被炒了鱿鱼。

    没过多久，我还是选择了流浪。

    岁月的脚步比诗中的所描述的要衰弱得多，我再次在瓯江上感觉奔腾不息的潮水，就体会到了人生中的诸多无奈，像那搂着婴儿喂奶的妇女、眼光停滞在都市报的青年、拿着饭碗乞讨的老头……

    我又一次不乏的踏上了温州这片土地。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福，在文字中找到快感的幸福，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个患有怪癖的人，如同洁癖之类的，肮脏而可耻。因为家庭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我着了魔，明明知道文字不能当饭吃又去追求，在他们眼里在工厂里劳役般就是得到老板赏识，就能解决一家老小的温饱。

    我是叛逆的，对生活的一种叛逆，不受现实束缚。

    很多人何尝不是希望我受束缚而穷得丁当响，像只流浪狗一样在村子里摇头摆尾的乞怜。可惜他们没有达到理想——我是为母亲争气的，在众多鄙视的目光中脱离了黄土，又奋斗在他们不解的文字生活中。其实我并不需要有人理解，那些思想或做法都是古老而带有封建体制的，似乎在他们心里没有上大学或不做官就是低人一等，就是永无光耀门庭的一天。我为这种落后而惋惜，因为他们把大多时间用在了对下一辈的期望，而本身却不知道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继续办报纸，企业里内部交流的一种刊物，四个版，有新闻、言论、诗歌散文。每次我从温州坐轮船到瓯北去排版印刷报纸，总会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站立于船头仔细的看瓯江，看它如同黄河般的液体，看它冲淡无数人梦想的丑恶形径……习惯了在瓯江上奔波，便也就没了知觉，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让那些约束灵感的杂质通通见鬼去吧。我这么想，也这么做了，开始写出一系列以流浪者为体裁的短篇小说，你看那做了两个月工因为没通过试用期而领不到工资的；昼夜加班而被当作是牛马的；被老板欺骗感情或贞操的……流淌在我身边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诱惑。

    很多流浪者是无知的，就像我刚走出大山到了繁华的大城市一样，被眼前的花花世界而迷惘，或者说我们这群流浪者在母亲的眼睛里永远都是无知的，需要关爱和自强。同样，我怀着一种梦想希望被瓯江的水清洗——而它是黄色的，是浑浊的，连它的气息都容易让人感染上社会的铜臭，然后有了同事间的争执，上下级的阴谋，老板的苛刻，一切都与金钱有关。

    我说，把希望寄予金钱，寄予女人，只是一种天真；当然，女人也会说男人靠不住，或会说男人不是什么东西；为此，人生的路自己走着才是踏实，只要把任何打击和侮辱都当做是平凡的风雨，即使流浪一辈子，活得正确，才有意义。

    我就是学着这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