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块四.回顾：鲍有祥的禁毒之路

　　烟民们发现这一次不再是形式主义，还是在距离邦康不远的一个县长家的大烟地被强行铲除以后。那之后，人们再也不敢把年初收下的大烟囤积起来，以求“物稀价高”。按佤邦政府的规定，鸦片交易只有3年的“缓冲期”，烟民们只能把家里往年收好的鸦片全部上市交易。

　　这样的令行禁止来自于他们尊称为“达棒”的佤族人，他的佤族名叫陆棒(音)，汉语名字则是鲍有祥。

　　鲍有祥，1949年9月19日生于昆马新寨一个头人家庭。因其父鲍兴嘎亲共，曾经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这个家庭多次遭到国民党力量的压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鲍有祥自小就养成了好战英勇的个性。几年前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还骄傲地表示：“谁砍我部队里的一个头，我就砍他一百个一千个。你砍我两个头，我砍你一万、两万个头。结果他们不砍了，我们也不砍了，就是要针锋相对。”20岁的鲍有祥联合其他佤族游击队加入缅共，成了缅共中最善战的军人。又过了20年，鲍有祥带领这支由他自己亲手调教出来的佤联军发动兵变，成立佤邦联合军，自任总司令。也就是从这一年起，“鲍司令”向佤邦人民宣布，将用15至20年的时间消灭佤邦鸦片。

　　佤邦政府认为，佤邦的鸦片问题始于1885年英国的殖民入侵，东印度公司带来了鸦片的种子，并手把手地交会了掸邦高原的佤族山民如何种植，如何收割。为了庆祝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鸦片生长与生产的地方，英国殖民军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白塔。

　　据统计显示，在一战二战期间，法国人从“印度支那”获得的金钱总额中，有一半来自周边地区的鸦片贸易。更有观察家认为，美国军人在越战期间大量吸食鸦片并通过种种渠道将毒品运回美国，使金三角毒品在战后“找”到了最主要的消费者——垮掉的一代。

　　不管西方国家如何认定自己成了金三角鸦片的受害者，但只有站在这片贫瘠的高原土地上，我们才真正感受到，鸦片最大的受害者是当地烟民。烟农种鸦片的收入仅够维生，但是1公斤生鸦片制成0.1公斤海洛因后，在美国市场的价格是9000至12000元美金。

　　暴利导致金三角产生了一代代霸主和枭雄。60至70年代，西方通缉的第一代毒枭是鸦片将军罗星汉。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坤沙称霸金三角。80年代中国断绝对缅共的援助后，为了维持军费，缅共从红色战士沦为白色魔王，1989年缅共解体后，分裂为4只地方割据势力，促成了以缅甸为主的新金三角局势。1996年佤帮经过6年战争，帮助缅政府打败了坤沙，作为交换，得到了坤沙在泰缅边境的地盘，也从此背上了毒品王国的恶名，成为新一代的毒品焦点。(据凤凰卫视)

　　1990年8月26日，佤政府发布了《佤邦对禁种根除大烟的策略与措施》文件； 1991年6月11日颁布了《禁毒通令》；1994年7月24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佤邦地区毒品管理的若干规定》，组建了毒品管制委员会；1995年5月17日，做出了《关于在佤邦的部分地区实现三年无毒区的行动计划》。1997年，佤邦联合党向世界做出了“公元2005年全佤邦实现无毒源区”的承诺。

　　自1992年2月1日至2005年初，全邦共烧毁毒品加工窝点6处；在实行逐年分片减种的过程中，强行铲除罂粟苗5000余亩，减种面积达70多万亩，使罂粟种植面由1989年的100万亩减至30万亩。

　　其中，强制移民与强制种植替代物，是鲍有祥自1999年为实现“三禁”采取的强有力措施。到2005年3月前，他已经成功地将8万名北佤烟民迁移到自然条件好得多的南部辖区。

　　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海拔800至1200米的掸邦高原上的佤族烟民来说，与南佤辖区的花腰傣一起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刚开始，不仅不会种植其它农作物让他们束手无策，就连在傣族兄弟们看来毫无威胁的蚊子，也一度引起不知蚊子为何物的他们疟疾频发。但在鲍有祥看来，没有什么是改变不了的，很快，在南佤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烟民们戒掉了鸦片，并开始收获茶叶、橡胶。

　　从佤邦政府提供给我们的数据看，1990到2000年的10年间，同毒品有关的收入(包括罂粟种植和鸦片交易税等)，只占10%左右。而目前在南部地区农户的粮食自给基本上从2003年开始，到2004年时，甚至出现了农户拿余粮上市的景象。

　　在佤邦生活了十多年的联合国禁毒委员署官员岩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在这十年间，佤邦的罂粟种植面积以每年20%-30%的速度递减，我们认为，铲除毒源的任务在这一代领导人身上是完全可能完成的。”当然，正如岩龙本人意识到的一样，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国际社会长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版块五.国际援助下的重重困境

　　目前，在佤邦的联合国组织有两个，一是粮食计划署(WFP)，一是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ODCCP)。相对于监控性质更明确的禁毒署而言，粮食计划署进入佤邦地区的时间虽然更短，但更深切地介入了当地烟农的贫困生活。

　　WFP(World Food Programme，世界粮食计划署)于2004年4月正式进驻邦康。2005年3月，我们第一次进入这幢一楼一底的办公室时，该组织正忙于对佤邦人民的粮食状况进行新的评估，以备在佤邦政府全面禁种以后出台新的援助措施。

　　该组织的办事处主任刘大耕坦率地告诉我们，在没来到这个地区之前，他关于佤邦的全部印象均来自于国际媒体的报道：“可是真的来到这里才发现，烟农特别诚实，也比较勤劳。于他们来说，种鸦片与其它国家的农民种粮食一样，仅仅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从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基于在果敢地区的经验，WFP向佤邦地区的禁种户发放了近600吨大米。其中该组织认为最为有效的措施在于学校供膳。我们了解到，在佤邦地区，WFP向每个上学的学龄儿童及教师每天提供0.5公斤大米，这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救济，却使佤邦地区大批有适龄儿童的家庭愿意为此放弃鸦片种植，将家中的孩子送到学校去上课。大部分佤邦孩子都清楚，自己每天获得的0.5公斤大米对全家人意味着什么。

　　与此相比，原来在WFP组织官员心中应该收到成效的“以工代赈”措施，却没有达到令其满意的效果。WFP规定，修路平地的禁种烟民，每天可以从WFP得到3公斤大米，但是因为该项目推行时恰逢雨季，建设项目被推迟了。

　　在WFP组织的官员看来，粮食问题一直都是佤邦地区的头等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烟农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2005年正式全面禁种后，很容易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他们希望得到联合国其它援助机构、尤其是可以提供更多农作物种子与种植技术支持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帮助与支援。

　　版块六.老鼠死完了，猫的功能也消失了

　　——专访佤邦联合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大富

　　自从2005年3月销毁鸦片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鲍有祥已经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虽然通过几次中间人的联系，他始终拒绝接受我们的正式采访。今年年初，鲍有祥仍然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但当我们与正在兼职处理政府财政事务的周大富联系时，他欣然表示，特别愿意对中国媒体说些什么。

　　2007年2月底，正在准备春节大假后第一次政府会议的周大富，在自己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与佤邦政府其它官员一样，担任佤邦联合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宣传的周大富，有一个漂亮得可称为豪华的家。这个少年时代就跟随父辈从四川移民到佤邦的男人，至今保持着一口纯正的四川话：“回成都？几十年都没回去看过了，现在我就是一个佤邦人，真的。”

　　每月工资35元人民币加几十斤大米，似乎并没有给周大富及整个院子里的工作人员、家人造成什么生活上的困扰。按佤邦政府的工作习惯，家就是政府办公室，一个身穿佤联军军服的工作人员过来给我们倒茶，房间光线转暗之后还过来把灯打开。其间周大富的一个小孩充满好奇地走过来，周大富并没有喝斥，而是将孩子搂在了怀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直情绪激动的周大富慢慢平静下来，不停地重复关于佤邦政府相信烟农不会复种鸦片的观点：“全面禁毒，这是全世界共同的心愿。我们佤邦现在正在努力让鸦片彻底从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消失，但真正要全面禁毒，不是我们一方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只要国际社会相信我们，支持我们，自古就勤劳善良的佤邦人民是不可能复种的。”

　　采访结束后，周大富拿出一叠他自己投资研发的“新生戒毒胶囊”的宣传资料给我们，并高兴地向我们表示，他的药疗效不错，而他也正与佤邦政府所有官员一起，为了全面禁毒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