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禁毒后”危机

　　记者 孙晓芸 报道

　　(引言)

　　佤邦，“金三角”腹地，真正的“金三角”所在地，据称曾经占领中国毒品市场80%以上的毒品源地区。

　　2005年6月26日，78公斤海洛因和123公斤冰毒被倾倒在缅甸北部佤邦地区首府邦康的广场上，火焰冲天而起。就在这一天，佤邦政府向世界宣布，从2005年开始，佤邦境内禁种鸦片，3年后买卖毒品将受到严厉制裁。

　　这个消息无疑让所有人长舒一口气。然而，禁毒之后的佤邦是什么样？种植鸦片超过100年的佤邦烟民靠什么生活？在过去以鸦片为政府税收一部分的佤邦政府，又将如何发展自己的政府事务？3年过渡期满后，食不果腹的烟民们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再次撒下罂粟花的种子吗？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2005年到2007年，本刊记者历时二年，三次亲历缅甸佤邦深入调查。

　　版块1 我所亲历的佤邦

　　2005年1月，当我们决定去看最后一季罂粟花的时候，仅仅是猎奇，可一切都在我们真正走进佤邦、真正住进烟农家破旧的棚屋时改变了。

　　我们从此再也不关心那些被各种媒体炒烂了的数据与利益分配，我们仅仅想知道，这些烟农都在干什么，当最后一季罂粟花开过之后，他们将怎样生存。

　　2007年2月，第三次前往佤邦登俄乡莫海村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担心已经变成了现实。

　　与这群烟农的对话，常常陷入死寂。之前在佤邦从未见过的乞丐已经在邦康街头三五成群。他们多是老妇带着幼童，他们不说话，只是牵着我的衣角甚至是发梢，静静地走在我身后。我在都市成就的铁石心肠，在这里无法生效。我递给他们水、米饭、面包，但是我不忍去看他们的狼吞虎咽，给他们拍照。我坐在泰国人开的餐厅里吃饭，花了几十块钱，做了一桌饭菜，我隔着玻璃偷偷地看着那几个孩子，他们欢乐的笑脸痛击着我的胃。我的可卑的可鄙的可恨的胃里，装着他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口粮吧。

　　这些安静的佤族烟农们，安静地坐在邦康大金寺的院子里，看着炫目的傣族人家的竹棚。这个赶摆的日子与他们无关，他们仅仅安静地坐着，偶尔接过傣族人递来的一碗米干、一瓶水。

　　佤联军英俊的战士们，站在这热闹的人群中维持秩序。他们都端着枪，面带微笑，一样安静地注视着与他们一样从大烟地里走过来的烟农们。

　　1.不可抵达的金三角

　　2005年1月，关于金三角将收割最后一季罂粟此后将永远不再的新闻，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冲击着我们的眼球。那个被称为神秘的野蛮的危险的恐怖的地方，那片被称为最美丽最邪恶最绚烂最可怕的花丛，梦呓般环绕在我们四周。当一个探险者。当一个记录者。当一个亲历者。冲动使我们在春节还没有过完时飞往昆明。

　　从昆明到思茅，我们坐了一整天的车，却发现办理前往邦康的签证并不那么容易。在思茅的几间一夜30元的招待所里，我们几乎对此次金三角之行绝望了。这时，朋友辗转带来了生活在鲍有祥身边的人，这个人答应帮助我们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佤邦。为此，我们激动得一夜未曾入眠。

　　就这样，之前被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抵达的金三角，轻轻松松地对我们打开了门。

　　踏入佤邦首府邦康的街道，满眼见到的都是汉字，听到的全是汉语，云南思茅的电信与移动网络，加上轻松流通的人民币，使我们很难感觉到自己已经身处异国。我们因为中国和国际媒体对佤邦的描述而紧绷起来的神经，在邦康人民广场门前站岗的娃娃兵第一次向我们绽放笑容之后，被扔到了九霄云外。邦康城很小，街道也不像思茅那样干净，可这里的气氛竟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像个旅游者。面对我们的照相机与摄像机，邦康城内的人并没有躲躲闪闪，这些来自中国、缅甸、泰国甚至新加坡的人们，大多安静地笑着。

　　这里很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甚至也与现在中国的一些偏僻城镇几无二样。大街上刀郎声嘶力竭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此起彼伏，周杰伦、张柏芝的招贴画也随处可见。

　　事实上，在佤邦首府邦康境内，我们倒是体验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古风。在勐冒茶厂与当地人攀谈，大家都不约而同谈到禁毒的困难，从小在中国读书，为开茶厂又长期在中国学习考察的一位男子笑称：“有什么难办的？在这里，就是司令一句话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动不动就给人自由，我们学习的是50年代的中国。国家的决定，老百姓就照着做好了，全国人民都一起做。”虽然在邦康的监狱里，我们见到过因为吸毒被戴上重重脚镣的囚犯，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中国古话，似乎并没有在佤邦人民身上起效果。

　　在佤邦遇到腰间插着手枪的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受朋友之邀参加过的婚礼与葬礼现场，都遇到过持枪军人鸣枪表示敬意的举动，不过这样的枪声很少会真正在争斗中出现。在鸦片交易集市上，现金的流量很大，但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民币全部都堆放在地摊上，收鸦片者似乎并不担心有人会对那样厚厚的现金起什么歹心。

　　对佤族烟农来说，最好的放松方式并非吸毒，而是去赌场玩几手。我们遇到的大手笔的赌徒并不少，但普通烟民只不过玩一些一元钱下注的翻牌“游戏”。愿赌服输使这里的热闹并不紧张，没钱的烟农聚在豪客桌前，看别人一掷千金的快乐似乎也很受用。

　　2.最后一季罂粟

　　“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诗句催促着我们在尘土飞扬之中往大烟地前行。官方允许我们进入鸦片地，还借给我们一辆皮卡车，一路心情大好的我们不断停车搭载烟农。鲍有祥与他的政府正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一起，招募劳工平整山道，车一开，我们连自己都无法看见，除了将设备紧紧地裹在衣服里，我们只能听见烟农们在这尘土之中偶尔的几句交谈。

　　罂粟地，就在这样的黄沙之后突然闯入我们视线。说真的，第一秒钟我没有任何意识——这满山遍野的罂粟花，不关乎鸦片、不关乎毒品、甚至不关乎美丽不关乎娇艳……我们所有人同时陷入沉默。罂粟花打在我们的镜头上，割开的鸦片浆粘在我们的头发上。而几乎又是同时，我们开始轻呼。

　　正是这时候，我们发现了李丝美和她的家人。她那明显饱经风霜却毫无怨尤的脸，出现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然后她突然走过来，往我们的摄像机上插了一朵鲜红的罂粟花。

　　这时，她的女儿立在一旁，手里有刚刚割下来的黑乎乎的大烟浆，两个调皮的儿子对我摄影包里的绿箭口香糖垂涎三尺。我们决定跟拍这个女人。她也同意让我们住在她家。

　　3.最后一次交易

　　2005年春，佤邦的鸦片交易市场内秩序井然，哪怕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交易。

　　鸦片交易市场通行的货币是人民币，而与鸦片一起摆在天平上的秤砣则花样繁多。除了造型奇美的佤邦传统秤砣“坎丝(音)”外，子弹、电池、子弹盒、银元等全都可以拿来一用。虽然样式繁杂，但大家都按统一的标准交易，随意摆放在摊上的钱再多，也绝无人敢起歹心。

　　各种数量单位换算如下：

　　1颗子弹＝1甲

　　1个电池＝5甲

　　2.5甲＝1两

　　10甲＝1康

　　10康＝1拽

　　1拽＝3斤3两

　　不过，在这里交易的普通烟民并不占绝大多数。靠天吃饭的鸦片一年只收一季，一年只能收两三拽，收鸦片的人往往从烟农处以600至800元的价格直接收走。收成好一些的，一年无非也就是1000多元。在佤邦政府向烟农下达了逐渐禁种的命令之后，有些烟农开始在雨季种些杂粮。收成好的烟农也逐渐开始转向，慢慢把自己的鸦片地改种杂粮。因为佤邦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农民商户，拥有更多农业生产经验的中国人家庭，在政府下达禁种令后，比佤族人更快更轻松地改造自己的大烟地，并开始用多收的杂粮喂猪养鸡。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见到了替代种植搞得有声有色的勐冒茶厂。我们开始走访当地的政府官员、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事处与粮食计划署。我们在集市上看着烟民们交易鸦片，也看着政府将鸦片以税收的方式从烟民手中收走。我们看到那些辛苦的烟农满足地数着并不多的钞票，也看着他们在清晨起来点燃大烟灯。我们去过邦康城里生意兴旺的赌场，看到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境内的赌徒挥金如土，我们还偷偷靠近监狱见到因为贩卖毒品被拷上脚链的年轻囚犯。我们曾经计划存3万块钱，因为在佤邦，3万块钱人民币就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当然，我们还对邦康城内政府官员及联合国两个机构办公、居住的豪华洋楼疑惑不已……

　　正如国际舆论所说，佤邦政府长期就是靠加工、贩卖毒品积累财富的。而佤邦政府官员那30元人民币的俸禄与清一色的豪华“官邸”那不言而喻的反差，以及这些豪华别墅与烟农破败不堪的草棚之间的矛盾，更暗示了佤邦禁毒的困难。

　　4.3月的那场大火

　　近两个月的时间，罂粟花全都败了

　　2005年3月6日，完成了鸦片收割的烟民们，带着令我们难以捉摸的笑容，出现在“白塔”前的坡上，面对陪伴这片土地100多年的白塔，他们看着鸦片、海洛因与冰毒被烈火焚烧。

　　他们的笑容也许来自于对这种场面的司空见惯，也许来自于对未来生活的真切好感，甚至也许是来自于空气中弥漫着的他们熟悉的大烟香味。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清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收割鸦片，从此，他们将成为茶农、橡胶工、大豆种植户……他们很认真地相信，很快他们就会像几年前前往南佤的那些亲人朋友们一样，就会像河对面勐阿口岸的中国人一样，过着甜蜜富足的生活。

　　禁毒大会上，鲍有祥、中缅禁毒组织的领导，联合国禁毒委员会与粮食委员会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并集体点燃了烧毁鸦片、海洛因、冰毒的大锅。这一天，铲除的罂粟田共有383亩，涉及烟农46户，人口261人；烧毁的毒品共有112.5千克(其中海洛因35千克、冰毒77.5千克)。

　　一把大火之后，我们被朋友送回勐阿口岸。

　　2005年的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对世界和佤邦而言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然而我们没有亲往。据说那天邦康并没有想像中那样热闹，鲍有祥甚至没有出现在禁毒大会的现场。事实上，那一天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禁毒大会，至少，它的规模远比同年3月6日的禁毒大会小很多。但无论如何，鲍有祥向全世界承诺的“无种植”正式开始日期还是被确定在2005年的6月26日了。

　　5.复种，复种

　　再次来到佤邦已是一年以后。仅仅一年，我们再到登俄乡的交易市场时，当年人声鼎沸摩肩接踵的场面就没有了，剩下的，是一种不太真实的安静。

　　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最令我们感慨的景象，安静在这时已经不再提供给我们安详的记忆。李丝美开始一趟又一趟地奔走在收债不得的路途中。我们已经在邦康街道上有了“熟识”的朋友，卖缅甸翡翠的商人、从四川来佤邦打工的农民、几个因为赌博欠债滞留邦康的重庆人……这一次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很短，大家都有一种想迅速离开的念头。

　　2007年的春节，我们并没有打算去佤邦，前往云南只是我们的旅游计划而已。到昆明之后，与此前一同去过邦康的朋友联系，才知道佤邦的情况之糟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从中国与老挝边境的孟腊县辗转两天，终于又一次来到勐阿边境。

　　“复种”是来接我们的邦康朋友见到我们时说的第一句话中最令我们吃惊的词，他还告诉我们，就是在向来犯罪率极低的邦康，他存在单位楼下的摩托车居然被偷了。这使我们第二天清早起床就急着往登俄乡跑。登俄乡前的哨岗前，娃娃兵们依然满脸带着笑容，我们下车等候他们检查时再次与他们合影，身前的木牌上写着歪歪扭扭的一句汉语：尊敬请停车。可当我们终于又一次站在那片“英国塔”前时，却因满目的荒草震惊不已。在没过头的枯草里穿行，听着叶子再一次拍打着我们的镜头，可从头发上摘下来的只有枯黄的杂草而已。

　　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苦于应付全家口粮问题的烟农，对政府的决定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可当我们看到那些衣不蔽体的儿童，当我们看到来自粮食计划署的确实数据，当我们走在没过人头的杂草丛时，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让这些烟民相信他们的未来会幸福光明。

　　离开邦康的前一天，在邦康城内的大金寺，我们遇到了佤邦地区傣族人的赶摆活动。整个大金寺院落内都是身着艳丽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傣族人欢乐的歌舞场面，这一切都使来看热闹的佤族烟农显得更为窘迫。大金寺和尚念经的声音依然会在这喧嚣的院落里时不时响起，不知道再过一年，当佤邦政府必须向人民征收农业税之后，这些烟民还有没有心情来看傣族赶摆，而这终年响起的诵经之声又能不能让他们获得平静。

    板块2 我所亲见的烟民

　　(引)眼前是进驻佤邦的联合国粮食委员会2006年底张贴的告示：一个紧邻佤邦首府邦康的村寨里，禁种鸦片一整年之后，这里52(佤族49户，汉族3户)户人家中，缺粮户达到40户。

　　我们站在这张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书写的告示前时，“金猪年”的元宵节还没有过，与中国汉族保持着同样春节习俗的这个佤人寨子，却透着令人尴尬的安静。

　　正午，一位始终带着谦卑笑脸的佤族妇女，正在舂糙米。那些对我们这样的“闯入者”有着浓厚兴趣的小孩子，全部围到了她的身边。糙米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深，颗粒则比大米更小一点。舂完的糙米谷壳尚未褪尽，那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抓起来往嘴里送。

　　嚼着这些带着谷壳的米粒的孩子，大多都没有穿衣服。

　　1 登俄乡烟民尼赌

　　从2005年3月6日至2007年2月，佤邦登俄乡的烟民仍然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鲍司令与佤邦政府那么坚决地把所有鸦片全都铲除烧毁了。

　　“什么我都试过了，啥都收不得啊。”XXX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他蹲在树下，指了指已经关上了门板的木棚，“去两年开了个小铺子嘛，人家来买东西，都没得钱给。收不到钱嘛，铺子也开不得了。”

　　他周围的村民都附合着发出叹息声。他们接我们递过去的烟时，每个佤族村民都会用左手轻托右手手腕以示尊敬。人聚得多了，叹气声就更大，这使汉语更好一些的尼赌眼圈有点儿发红：“没有人教我们种黄豆嘛，玉米我也试过了，不长嘛。什么都不长嘛。”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上学，交不起学费使他很为难，因为他很清楚得学点儿什么东西，至少得学会怎么种田。“不懂种田，什么都出不来。一年就收了700多块钱，什么都收不得。”何况，按照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措施，他的两个孩子每天都上学的话，可以为家里换来每天1公斤的大米。

　　他很小心翼翼地表示对种大烟时生活的怀念，因为赶上风调雨顺的时候，他家的大烟地一年可以收入近一万块钱人民币。他的怀念得到周围村民的响应，大家不停点头。我问他，是否因为种大烟土质变坏，能否用化肥改善改善土质时，他却自顾自表示，那样的田天生就只能种大烟，而且“化肥那么贵，没有钱，买不得那么多化肥啊。”

　　按佤邦政府原来的想法，在全面禁种后会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技术与实物援助，但尼赌告诉我们，虽然在2005年禁种刚开始的时候，政府给他们发过一些替代种植物的种子，但对于世世代代都种鸦片的他们来讲，这些种子该如何开花结果完全是个谜。世世代代种鸦片的佤邦烟民，已经习惯那种完全靠天吃饭，撒了种子就只等罂粟花开收割鸦片的生活。他们甚至无力分辨种子的优劣、不知道播种育苗的基本常识。

　　尼赌将“没办法”翻来覆去地说了很多次。

　　2 李丝美一家

　　2005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到李丝美的时候，她正带着女儿小美在大烟地里割大烟。这块罂粟地距离百年前英国人留下的白塔不远，但却并不是她们家的，李丝美带着小美来这里收割鸦片是算打零工。

　　距离这块田步行20多分钟的一个寨子里，每年收大烟的时候，李丝美全家就会在这里开上一个卖米干的小铺子。寨子里全都是种大烟收大烟的人，这个米干铺的生意也并不见得冷清。虽然小木棚四面都透风，晚上睡起来很冷，但一家人还是为收入感到满意。拌有大烟籽的米干和凉粉，是佤邦人人爱吃的小吃。因为拌进米干里的大烟籽需要制熟，炒大烟籽时空气里就弥漫着香气。

　　不光是吃米干，当地人就是在抽烟的时候也喜欢抹一点儿大烟籽到香烟上，当然他们并不避讳我们，在他们习惯的时间里会坦然地躺下吸鸦片。对他们来说，种鸦片收鸦片卖鸦片吸鸦片，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生活状态。

　　李丝美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一个女儿，可包括丈夫在内，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她支撑这个家庭——丈夫很早就吸食鸦片，之后毒瘾加重，开始服化学毒品；大儿子也从鸦片过渡到吸麻黄素；女儿小美基本上也不怎么着家，有点儿钱就会到邦康城里转悠；剩下的两个儿子又太小，整日价只知道吵闹玩耍。对于家人，她似乎没什么意见，每天忙着做米干，每五天登俄乡赶集了就去集市上卖米干，或者四处找有没有人需要请帮工收鸦片。

　　2006年1月，李丝美开在寨子里的米干铺已经关了，因为没有大烟地也就没有烟民。集市上，因为没有鸦片交易，她的米干生意也无人光顾了。为了找口饭吃，李丝美给附近一个家里无劳动力的女人挑水，那个女人能够给她的也就是一顿饭。李丝美每天挑几担水后，就带着两个小儿子一起坐在别人家的院子里吃一顿饭。

　　对禁烟后自己一家人的生活窘迫，李丝美似乎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前几年别人欠了李丝美些钱，催一次债走上一小时的路，可去了很多次也要不回来几个钱。

　　2007年春节后再去登俄乡，我们去给李丝美送之前拍的她和她家人的照片。她看起来比以前木讷，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因为我们的到访表现出丝毫的激动。她看了一眼照片，顺手往窗台上一放，再无言语。

　　返回邦康城里的那一天，在大街上意外遇到小美。小美正搭朋友的摩托车，准备去监狱看望哥哥：“他吸毒被抓起来了。” 当天小美没有见到她哥哥，可似乎也习惯了，又乘着朋友的车走了。

　　按佤邦政府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吸食鸦片的，进行劝诫；60岁以下的，将强制戒毒。想要达到“无种植、无吸食、无交易”的终极目标，佤邦政府对于禁种后的吸毒人员，措施也变得更严厉些了。

    版块三.复种可能性调查

　　2007年5月25日，参加东亚次区域禁毒谅解备忘录(MOU)签约国部长级会议的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以及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代表，在北京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共同通过了《2007年MOU北京宣言》。在签约仪式上，各国代表都对全面禁毒表示出了决心与信心。

　　然而，在信心之外，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此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却表示出了他对金三角地区罂粟复种的担忧：“虽然佤邦政府已经全面禁种了，但由于烟农生活压力太大，难以维持生计，罂粟种植反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的情况映证了这种担忧。

　　1.粮食问题

　　步履艰难的替代种植

　　禁毒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禁毒后的问题很复杂。

　　这是2005年佤邦全面禁毒前，我们从佤邦政府官员口中最常听到的话。从两年多的佤邦烟农生存现状来看，他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然以勐勖县为代表的替代种植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困扰着佤邦政府的粮食问题，还将长期成为佤邦政府的头等大事。

　　在更早开展替代作物种植的地区，情况还好。按每人每天挣10元人民币的基本状况看，一个拥有两个劳动力的家庭，每月可以从茶厂获得六、七百元人民币的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的粮食需求。

　　记者的担心更多来自最晚禁种的邦康附近的北部高地地区。那里的气候条件与土壤条件都更为恶劣。虽然政府正在全力将鸦片地改造为杂粮地，但一百多年的鸦片种植历史大大恶化了当地土质。事实上，就算能够成功地将这些土地全部种上杂粮，要靠玉米、大豆或者旱稻之类的杂粮解决烟农的口粮问题，也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中国政府思茅、临沧及版纳地区，都对佤邦有相应的农业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提供了一些粮食援助，然而，烟农们并没有得到免费的种子以及种植技术援助，佤邦的普通烟农获得农药的可能也微乎其微，这给烟农们改变现状的努力带来了打击。

　　与此同时，作为替代作物的橡胶树需7年开胶，茶树也要4年成熟，但是留给佤邦烟农的时间已经只有1年。佤邦政府能在这1年里给他们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每个人都在担心。

　　2007年3月上旬，佤邦政府主席鲍有祥在与云南省禁毒委副秘书长董胜的会谈中，坦然承认禁毒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佤邦有60万人口，禁种罂粟后，将会有约27万人吃不饱肚子，仅粮食缺口每年就有2000吨。”农民禁种罂粟后，每年人均收入仅为原来的1/3。

　　到2007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近3000名果敢山区烟农因政府下令禁种罂粟而搬迁到边远山区，在政府力量难以触及的地方重操旧业，以维持生计。

　　时任佤邦宣传部部长的周大富在接受采访时忧心忡忡地表示：“我们禁毒，是不是应该让烟民们感觉到，不种大烟的生活更幸福、更富裕、更好呢？现在他们的年收入还不如从前，口粮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们政府拿什么说服烟民不种大烟是应该的呢？”周大富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在佤邦全面禁种前曾经给了佤邦很大的压力，可是许多承诺在2005年的“6.26”之后，并没有变成现实。

　　2.边贸问题

　　60万佤邦人和中国的一口唾沫

　　“中国吐口唾沫，我60万人的佤邦就能活。”禁种两年多后，佤邦总司令鲍有祥的语气里，多了些沧桑和无奈。

　　佤邦全面禁毒前，佤邦与中国政府的边境贸易相对自由宽松，这给佤邦政府的替代种植与矿产、木材的开发等，都带了很大的便利。

　　一直以来，作为中国从陆路通向印度洋的惟一通道，缅甸与中国有着悠久的经贸合作关系。木材、矿产品是云南口岸自缅甸进口最主要的商号，约占对缅进口总额的80%以上。其中，佤邦地区的木材与矿产品又成为缅甸出口的主要地区。

　　然而，由于不少中国民工受商人雇佣，非法出境到佤邦地区伐运木材、开采矿产，引起了缅甸政府的不满。在缅政府的抗议之下，2006年3月27日，云南省下文暂停对缅木材、矿产口进口。大批前去佤邦投资的中国商人陷入两难境地，试图利用矿产与木材的输出缓解禁种压力的佤邦政府也举步维艰。

　　此前一直作为向中国出国锰矿品的佤邦地区，立刻大批量减产减销，云南当地进口量减少92.8%。至于大宗的木材进口企业，则基本停业。不少此前频繁与佤邦地区有木材贸易往来的云南木材加工厂关门歇业。长期从事木材贸易的瑞丽市西南开发公司总经理孟建新在接受云南当地媒体采访时，确认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美国、台湾及昆明的十多个企业全部撤离瑞丽。

　　把中国当作靠山，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完成禁种后转型的鲍有祥，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老了。从2005年后，老鲍一直以身体原因，回避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

　　3“以毒养军”问题

　　毒品造就的强大武装

　　另一个有可能促使佤邦地区罂粟复种的原因，大家已经习惯避而不谈——鲍有祥领导的佤联军过去一直是“以毒养军”。据估算，佤联军80%以上的收入来自鸦片税收和贩毒收入。巨大的财源使这支军队成为了缅甸最强大的地方武装。

　　2005年，我们第一次进入佤邦时，从烟农处了解到，每个家庭除了上交公粮外，还必须上交烟税。烟税又被称为“交鸦片公粮”，只不过，公粮交不上可以用钱代替，而鸦片税则必须交鸦片。2005年是佤邦的鸦片收割的最后一年，鸦片价格比往年都略高一些，一拽约合人民币1800-2400元(1拽约等于1.625公斤)，而每个家庭一年的大烟税是按劳动力算，1个劳动力交1抗(约4两)。其中15-17岁算半劳动力，18岁以上算全劳力。

　　可是，就算是像“风调雨顺”的2005年，一个有30人的种烟大户也只能收20多拽，人均年收入也就1200元，再扣去鸦片税和其它税收，扣去雇工费用，人均收入还会更底。一旦遇上区县干部再把中央的鸦片税标准上调一点以谋私利的话，就算是一个鸦片大户的人均收入也无非600元左右。联合国禁毒开发署的官员向我们透露了一份他们在佤邦孟波县的调查数据：该县各民族每户的年平均收入只有465.80元人民币，合56.12美元，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然而，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依然供养出了缅甸战斗力最强大的地方武装。

　　不仅仅如此。我们看到，月薪仅有几十元人民币的不少政府官员，都在禁毒之后以个人名义投资上千万开办了橡胶厂、茶厂等替代经济的产业。对于自己的原始积累，不少政府官员并没有回避他们曾经贩卖过鸦片的事实。而且，对于直到2005年都还在征收的鸦片税究竟作何用途这个问题，也无人能作任何回应。

　　从以上几点分析看，确如杨凤瑞所说：罂粟种植反弹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