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峰是一名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日战争 时期就担任过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等领导职务；上海解放后，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并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

    “黄逸峰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是：

    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文章，批评校领导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20亿元人民币（旧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大肆铺张浪费，等等。文章末尾的署名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校方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以后，认为文中所作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是蓄意破坏学校名誉”，当即向兼任校长反映。一向不管学校具体事务的黄逸峰在听了汇报以后，指示追查投稿人，并组织职工学生联名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更正。校方查出福建籍学生薛承凤是该文的作者后，对其施加种种压力，逼令其退学。薛承凤面对校方的巨大压力，向《人民日报》写信申诉，说学校领导压制批评。

    《人民日报》接到薛承凤的信后，认为事态严重，将薛的来信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处理。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查这一事件。检查组进校以后，黄逸峰对检查组采取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检查组经过初步调查，建议给黄逸峰以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要黄在《解放日报》上作公开检讨。黄又拒绝检讨，将事情闹僵。接着，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听到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这样，黄逸峰一下子就成为压制群众批评的典型。1953年1月，黄逸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严重处分，正是由此而来。

    无论从当时或事后来看，对黄逸峰的处分未免失之过严（1954年，毛泽东就说过：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譬如黄逸峰。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提到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的问题。黄逸峰也确于1956年12月被重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作出如此严厉的决定，绝非偶然。

    还在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要警惕权力的腐蚀。他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为落实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19日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可以认为，这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党执政后的自身建设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当年对“黄逸峰事件”所作严厉处置，正是中央为防止党员被权力腐蚀，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公开监督的坚定决心的体现。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前期，勤政、清廉的党风，是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作用分不开的。（吴足观摘自林蕴晖著《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