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四人帮”在政治局夺权遭挫败内幕
    2019年11月08日  分类 文史   阅读   博主 70后

 

011975年1月张春桥当上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从来不穿军装,以示他同叶剑英等军队老同志的区别。他知道军队、枪杆子重要,虽然不懂军事、不穿军装也到总政上任。3月1日,张春桥召开全军政治部主任座谈会,在会上突然拿出一本书《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从苏联尤金的《哲学小辞典》中选编的。同时他引用毛泽东1959年讲的几句话,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然后借题发挥,说:“林彪也犯了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他以反对经验主义、反对林彪为名,实际上是针对富有斗争、领导经验的老同志。

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在文中,也如法炮制,断章取义引用毛泽东1959年的这几句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3月21日姚文元向新华社发指令:“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效果好。”一时间北京、上海各报发表了许多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甚嚣尘上。

同时,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求印发毛泽东批判经验主义的讲话。4月4日江青接见工人代表,专门介绍张春桥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事后认为讲得不全面,特别电话加发补充,讲得更露骨:“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

4月1日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4期发表。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给江青极大鼓舞。她也不甘寂寞,将毛泽东1974年秋“不要由你组阁”的批示置于脑后,跟王洪文商议,分工找政治局委员谈谈政治局的领导问题。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住院手术后,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江青看不起王洪文,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但是“四人帮”在政治局是少数,此时,她要借势扩大自己和“四人帮”在政治局的影响,或进一步夺取政治局的领导权。由此可见她野心之大,虽然对国务院组阁失败,现在反而又要过问政治局的领导问题。

021975年4月8日晚,江青约苏振华到钓鱼台17号楼谈话。江青开门见山:

最近,我跟王洪文商量,我们分工找政治局同志谈谈政治局的领导问题,我负责找登奎、锡联同志和你谈。洪文同志找政治局其他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谈。

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不议军后,有一段时间政治局的政治生活有些改善,开会讨论问题比较活跃。最近一段时间政治局学习理论、讨论国际问题,又不重视了,除春桥、文元和我发表意见外,其他同志很少发言。过去登奎、锡联和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能动脑筋发表意见,四届人大以后,你们也不发言了,是什么原因?政治局生活不正常。

苏振华对江青这席话很有意见,认为她只是政治局一般成员,却把自己摆在政治局之上,这将毛主席、周恩来、叶剑英等副主席置于何地?顾及她的特殊身份,苏振华只能耐着性子听下去。

苏振华说:一是我在医院动手术,政治局会议没有参加,了解情况少。二是自己水平很低,参加政治局会议,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努力学习。江青打断苏振华的话:你说的不全面,应当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苏也很不客气地说:我在政治局当先生,我教谁呀?

江青见苏振华态度强硬,就稍有缓和,说:要敢于思想交锋。现在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洪文、小平同志主持。洪文同志有人捧他,我提醒他后,他学习理论比较注意了。江青见苏沉默不语,话锋一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多,他不爱务虚。我对小平同志两点意见,第一政治局要经常议国际问题,小平同志同意。对日本、葡萄牙问题我有不同看法,我向主席写过信,送过材料。第二要总参整理国际的材料和印制国际地图。小平同志说总参二部、三部正在整顿,现在没有力量整国际方面的材料。小平同志管总参不经过他不好办。主席说小平同志路线对头的时候好合作,路线不对头的时候不好合作,他曾犯过对主席闹独立王国的错误。

江青又说:学习理论很重要,不学习要变修,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又说:主席的秘书过去是招待员,文化水平很低,国际地图都看不懂。但政治经济学我是行家,我每天要看60000字材料,从中选用有用材料送主席看。

最后,江青又提出让苏振华选编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整理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的历史资料,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语录。

苏振华婉言回绝:编印整理这些资料是大事,马列主义理论自己懂得很少,国际知识知道得就更少。而且海军的工作很多,也忙不过来,又没有搞理论的专门机构,这个任务我担当不了。春桥、文元管理论工作,建议请他们抓。

谈话结束时,江青送给苏振华一首诗和三份学习材料。对于苏振华的拒绝,江青悻悻然十分不满。

江青

4月14日晚,王洪文出面找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谈话。王洪文又提出同样的要求。苏振华还是拒绝。王洪文碰了壁,借口要去江青那儿审查电影,就先走了。

苏振华深感这两次谈话不正常,他说:“政治局负责同志找政治局成员谈谈工作是正常和有好处的,但是,我感到江青同志同我的谈话、有些问题是不应当和我谈的,是不正常的。”他及时向周总理、叶剑英、邓小平报告了这两次谈话的情况。

苏振华汇报的情况,引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注意和警觉。1974年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让她组阁,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要过问“政治局领导问题”。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提出反对走后门。现在开展学习理论,他们又提出要反对经验主义。他们口头上高喊毛泽东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总夹带私货,批经验主义的舆论造得很大,火点得很旺。这与江青过问、解决“政治局领导问题”的图谋是一致的。

张春桥、江青“反对经验主义”这种提法,事先并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政治局多数同志认为现在问题不是经验主义,而是极“左”。现在的任务不是批判经验主义,而是整顿。如果以批经验主义为主,正在进行的整顿就会停止,甚至倒退。大家看出他们名为批经验主义,实际是攻击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同志,攻击国务院。但是“四人帮”拿着毛泽东过去讲的话大做文章,只有毛泽东本人出来讲话、批评,才能制止“四人帮”这种错误的做法。怎样才能让毛泽东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03

4月14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4月18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会见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外宾走后,邓小平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过了三天,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政治局多数同志早想刹住“四人帮”批经验主义的歪风,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心中大喜,在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要求将毛泽东批示发下去,为此和“四人帮”发生争吵。这是政治局第一次在会上批评“四人帮”。而苏振华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所反映的情况,正是这场斗争的导火索。正因为此,后来1976年4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前毛泽东就特别告诉毛远新不要叶剑英和苏振华参加会议。苏振华经常住在西山,和叶剑英的住所相邻。那时形势急转直下,面对不理解的孩子们,苏振华说:“你们要相信我们老的。你们谁都不准在外面乱说话,坏了我们的事。”

这段历史,因苏振华于1979年早逝而鲜为人知。

毛泽东得知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后,1975年5月3日晚10时3刻,在中南海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特地从医院赶来开会。因为久不见面,毛泽东同政治局成员们一一握手,并对每个人都讲几句话。此时他的眼睛因白内障只能模模糊糊看到每个人的轮廓,但是他仍能从动作、声音,准确地辨识出每一个人。他握着苏振华的手时,特地戴上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随即伸出小拇指,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苏振华回答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他也伸出用无名指作比。

大家落座后,毛泽东讲话,尖锐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宗派活动。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个人称为“四人帮”。“四人帮”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同时,毛泽东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有没有。”

04

5月12日,周恩来在305医院找苏振华谈了一次话。6月5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又和苏振华谈话一小时。

6月3日晚,政治局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开会批评“四人帮”。苏振华发言说:王洪文对会议要讲明白的问题,特别是“四人帮”的问题没有讲明白,实际上做了一遍解释,同主席多次严肃指出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苏振华还就江青、王洪文找他谈话提出批评,他说:本来,政治局负责同志找政治局成员谈工作是正常的,有好处的,但有些话是不应当说的。像编印毛主席和马列文章这样的大事,应向主席或常委提出建议。苏振华当面的揭露批评,使江青恼羞成怒,她暴跳如雷,大声吼叫,“你不要挑拨!”

苏振华

深夜归来,苏振华不能平静,深深感到斗争的严重和复杂。经过深思熟虑,6月5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

主席多次提到“四人帮”的问题,是有调查研究和根据的,而且对这个问题讲得很严肃。我对主席的话坚信不疑,希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但是,某些同志回避这个问题,甚至有的问题的实质说颠倒了。

信中直接揭露江青4月8日找他的谈话内容,说:

江青同志同我谈话,有些问题是不应当和我谈的,是不正常的,因此,我向总理、剑英、小平三位副主席谈了江青同志和我谈话的情况,同时,我在政治局会议发言时也提到江青、洪文找我谈话的问题……我说这样大的事情,应当向主席报告或政治局常委提出建议。我认为找我这样的人个别谈是不适当的。……

最后表示自己将按毛泽东的要求,同“四人帮”斗争到底。同时,还附寄了江青另有用意抄录的一首诗。

苏振华亲自把写好的信先送叶剑英、邓小平和周恩来审阅,邓小平在个别地方亲笔作了修改。他们同意信的内容,但周恩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会干扰毛泽东处理“四人帮”的部署,提出暂不要送交毛泽东。6月3日后,王洪文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在政治局的压力下,做了检查。 6月28日,江青在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压力下终于交出了第一份书面检讨。

苏振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指示,对“四人帮”搞的反经验主义以及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落实干部政策等做法,又在海军组织开展了严肃的批判。

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由此从1975年7月开始,邓小平正式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泽东的干预、周恩来领导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斗争,挫败了江青要解决“政治局的领导问题”的企图,保证政治局领导权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多数手中,为粉碎“四人帮”打下基础。

(摘自《“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文/李海文、王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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