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去世(图)

孔祥熙

  
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后开办私塾授课。其母亲庞氏,知书达礼,在孔祥熙4岁时,就亲自教他诵读《三字经》、《论语》,为其启蒙。
  1890年,在父亲的许可下,孔祥熙进入美国基督教太谷分会创办的华美公学读书;5年后,又经华美公学教师魏禄义推荐,升入美国基督教会在直隶通州开办的潞河书院学习。并在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反清革命的影响下,秘密团结10余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1900年,孔祥熙因为毕业成绩优异而被潞河书院推荐往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继续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达位于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主修理化课程;两年以后,又兼习社会科学。1905年夏,孔祥熙从欧柏林大学毕业,又考入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并于两年后荣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不久,曾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拜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向孙中山发誓要追随其从事革命工作,并要求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欣然应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学成归国,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创办了当地第一所中学“铭贤学校”(英文名为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是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他自任该校校长,兼教史地、体育,并四处聘请外国传教士及其他人才为教师,开设数学生物矿物、国文、音乐、经史等课程,培养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式人才,从而为太谷教育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贡献。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书院就读时的女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妻。3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党人随即起兵响应,于1911年10月29日光复了省城太原。在这种形势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将太谷县城内的商团团员、巡警及其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自任总办,承担起保境安民、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后,当袁世凯派出一支清军镇压山西革命时,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娘子关抗击清军;而他则继续坐镇太谷,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个富有经商头脑的人。1912年,当他看到火油已成为中国百姓夜间生活照明的必需品时,于是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40万银元作为保证金,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从此,孔祥熙走上了经商致富之路,每年都能通过经销“壳牌”火油获取一笔丰厚的利润。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前往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好友王正廷推荐他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14年7月,孔祥熙协助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并成为首批宣誓入党者之一。在协助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孔祥熙结识了著名华侨资本家宋耀如的长女、时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两人于 1914年春在日本横滨结为夫妇。
  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回国,在山西秘密从事反袁活动。在从事反袁活动前后,孔祥熙一面主持铭贤学校校务,一面扩大其商业经营活动。他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国需要军工原料的机会,把山西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并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还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华书局投资入股。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死去。此后,孔祥熙被军阀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积极协助阎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为内容的村政改革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组织铭贤学校师生予以声援。1920年,山西发生罕见的旱灾,他又出面向华洋义赈会借得100万美元贷款,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晋西和晋东公路来救灾。结果,一举三得:既使得众多灾民安然度过灾荒,又促进了山西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

  1923年,孔祥熙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赴东北秘密结交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贯彻孙在当时推行的“联奉反直”的斗争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携带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军阀的干将冯玉祥。冯玉祥因此倾向革命,并于同年10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得直系军阀的统治迅速崩溃。
  不久,北方政局趋于混乱。孔祥熙乃于1926年春去美国游历,并接受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于12月从美国赶往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广州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事务,支持北伐战争。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并于3月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该部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事实上并未赴任。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后,孔祥熙极力劝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蒋介石,为其当家理财,并和夫人宋蔼龄一起促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婚事。从此,他的政治命运便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蒋介石的提携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在担任这两个要职的三四年时间内,他不仅两度发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计,而且在有关专家的协助下,主持制订了100多种经济法规,试图依靠法律手段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另外,他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经济政策举措如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推进国际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提倡劳资合作等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指责,再加上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的反对,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在幕后掌握实权。孔祥熙为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也于同月底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敌汪精卫达成了权力分赃协议(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蒋掌管军事)后,蒋介石正式复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后,他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名义出访欧美。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因为反对蒋介石不顾财政困难任意增加“剿共”军费等原因,个性刚烈的宋子文毅然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蒋介石随即敦促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孔祥熙假意推辞一番后,先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财政部长之初,一方面明确提出要以“开源节流”为理财方针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强调“有急需增加的新预算,亦不能因节流而停止”,并一再保证要尽力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筹措军费,“务期早日肃清匪共”。为此,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来为蒋介石发动的“剿共”内战提供军费。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试图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而在奉行这一财政政策的同时,他为了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又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举措。大致说来,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在抗战之前先后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田赋附加,确立县级预算,以整理地方财政,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修订关税税则,以增加财政收入,保护民族经济;整理内外债,以减轻国库负担,恢复国家债信;开征所得税这一直接税种,以革新中国税制;进一步发展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构成的国家银行系统,以控制全国金融;实行法币政策,以顺应时代潮流,改善中国币制等。二是他在抗战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而实行的财政金融举措,如扩大税种,提高税率,建立战时税制;竭力募集内债,大量举借外债;实行田赋征实;改革财政收支系统;举办消费品专卖;推行公库制度;增加货币发行;加强金融管制;实施外汇管理;建立大后方金融网;由中央银行独占法币发行权等。这一系列财政金融举措的实行,既推动了特定时期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又为国民政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财力支持和物质保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其中的个别举措,如募集内债、增加货币发行,因为与孔祥熙长期奉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密切相关,还在抗战时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大后方的社会经济趋于凋敝。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资格代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蒋于1935年12月复任该职)职权。其间,他一边以处变不惊、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风,与地方大员和驻苏、日、英、美等国使节保持密切联系,以稳定内政和外交,一边以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最大目标,协同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内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武力“ 讨伐”图谋,最终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4月,为准备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委派孔祥熙以“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的名义访问欧美,秘密向英、法、美等国商洽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在这次历时半年的访问过程中,孔祥熙不仅与英、美、法等国达成了多笔借款合同,订购了大批军火,还曾施展多国外交手段,呼吁英、法、美等国出面促成一项“太平洋与远东和平协定”,希望借此迫使日本放弃全面侵华的打算,但无果而终。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随即决定迁都重庆。同月19 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身份移驻汉口办公。
  1938年1月1日,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荣升为行政院长,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同月,他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案》的规定,将行政院所辖机构的数量精简为七部二委。
  1938年秋,因日军进犯武汉,孔祥熙随行政院各机构迁往重庆办公。次年12月,在宋子文等政敌的攻击下,他施展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建议蒋介石亲自担任行政院长职务,而他本人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仍在实际上掌管国民政府的行政大权。
  1944年 6月,国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而蒋介石则责成他和美国政府商讨有关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团到达美国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为中国争得了在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并使中国成为国际开发银行12董事国之一。同年秋,协助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时,他又应蒋介石要求,说服罗斯福总统撤换了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这些都是孔祥熙在外交上取得的不凡成就,但也使美国财政当局及罗斯福总统对他产生了不满,进而为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普通民众的生活困苦到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因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与此同时,关于孔祥熙及其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人披露出来,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人选。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只好于1944年 11月自美致电蒋介石,宣布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职务。至此,孔祥熙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抗战胜利之后,孔祥熙曾试图东山再起,如在1946年11月参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但终因国民党内政敌的抵制而复出未果。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两年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蒋介石率残兵败将退踞台湾。又一年,蒋介石宣布复任“总统”之职,并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12年后,孔祥熙因思念中华故土,由美国赴台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变在台北颐养余年的初衷,飞返美国求医。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突发心脏病在纽约去世,享年87岁。

郎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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