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谢幕原因:越级打了个重要电话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龙永图对我说,他这个人不适合当部长,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场政治。

 

今年4月份我见到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的徐秉金,他给我讲了一个龙永图向朱镕基总理要授权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印证了龙永图所谓的“不懂官场政治”的说法,其“不懂”的程度简直令我目瞪口呆。

 

1997年5月,中国WTO谈判代表团要赴美谈判,龙永图手中的谈判授权几乎用尽,他希望向朱总理做一次专门的汇报,并得到新的授权。时任朱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接到徐秉金的电话后向朱总理汇报,时间定在5月13日。但是让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刚刚联系好了,龙永图秘书的电话就来了,说龙部长那天正好有个外事活动,看看能不能让朱总理把时间改一改?这能改吗?这是总理呀!徐秉金硬着头皮又给李伟打电话,这次李伟有些不客气了:“秉金,你跟总理再熟也不能这样啊!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总理的日程是你们安排的吗?”徐秉金说,要批评就批评我,请你向朱总理再请示一下?李伟又请示,朱总理说可以,推迟三天来吧。三天后龙永图和徐秉金去见了朱总理。

 

龙永图与朱总理同是湖南人,且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很近,虽然龙永图经常在国务院开会可以见到朱镕基总理,但是并不敢走近朱镕基总理直接说话。这一天见到朱总理的龙永图自然有些紧张。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应对的,掌握了什么尺度,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朱总理站起来不听了,问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因为美国人、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哦,你就这个事?”朱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朱总理多次见面的龙永图,越来越觉得拉近了与朱总理的距离,这种相互信任导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关中美谈判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话。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谈判基本上破裂了,且双方都伤了感情。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但是晚上11点多,朱总理突然打电话来,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了没有。根据朱总理的指示,龙永图开始到处打电话,最后才从美国驻华代办麦克海哪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级谈判的卡西迪。接到电话的卡西迪竟意外地要求,15日凌晨双方一个小班子再谈一次。“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龙永图下意识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龙永图此时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虽然13日见到朱总理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总理明确表示过,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的后果之后,早上6点钟给朱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朱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朱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朱总理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8点钟,中美双边谈判代表大组会谈已经开始在谈判桌上“料理后事”,也就是双边协商撰写向媒体的交代文字了。美国代表团原定8:45离开谈判桌赶往北京机场。

 

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朱总理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接着朱总理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总理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并说,这不是我朱镕基的意见,这是江总书记的意见,是中央常委们的意见。

 

11月15日,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根据推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常委们等待上场的时候,肯定开过一个常委碰头会,朱总理向江 主席以及中央常委汇报了与美国人谈判的最新情况。李岚清副总理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写到,是江主席让朱镕基总理到谈判现场。事后龙永图也向朱总理核实,朱总理说,是江主席让我到经贸部去把这个事情谈成。朱总理果然谈成了!

 

龙永图给朱总理的这个电话是中国入世谈判中很重要的一个电话,当然也是龙永图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电话,无论谈成与谈不成,他为这个电话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如果谈成了,龙永图不会成为“功臣”,因为他犯了官场中“越级”的忌讳,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明确写到,党员有权越级反映问题。尽管龙永图在决定打这个电话之前已经想清楚了后果,但是当结果来临时,在签字结束后的那张照片可以看出,他无法掩饰心中的惆怅,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他感到极度的不安。

 

但我还是不能明白,龙永图为什么不按照程序操作?为什么不层层汇报,而是采取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的极端做法?是时间来不及还是另有其它原因?仍旧是个谜。而龙永图不愿意解开这个谜。

 

设想一下,如果谈不成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龙永图传递给朱总理“能够达成协议”的判断信息,才直接导致江 总书记的决断,请朱总理破天荒地亲自参加一个部长级的谈判。假设龙永图的判断有误,如果美国人并非像他说的是那样希望达成协议,或者朱总理亲临现场也没有谈成,事后,朱总理将怎么向江主席交代?又怎么给中央常委们交代?我能体会到,当龙永图决定给朱总理打这个电话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

 

十年之后再评估龙永图这个电话的重要性所在。假设,如果龙永图没有给朱总理打电话,如果朱镕基总理没有下决心亲自到谈判现场,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份双方的共同起草的所谓声明,自然也就没有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的结果。改写中国加入WTO的日期是自然的,也许还有更坏的结果。

 

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某种决策的结果被定义为不确定性。比如说在1999年11月份那个时点,有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抓住机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巴尔舍夫斯基的结论是“如果在那天没有达成的话,会拖很长的时间”。龙永图认为,“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次机会,可能中国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和美国的谈判将会拖好几年。”

 

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2001年美国新总统上任,要搭建新的谈判班子,而且新的总统也要用很多的时间来熟悉情况,之后就是影响深远的“9•11”事件,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在反恐上。我们应该庆幸在美国政治的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了这场谈判。

 

而俄罗斯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2006年7月16日,八国峰会在圣彼得堡开幕时,俄罗斯曾希望在圣彼得堡结束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但是最终没有如愿,布什总统没有为俄罗斯入世背书。随后的一切如雪崩般到来:俄格间谍风波,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利特维年科被杀,导致俄国与欧盟短期内签署基础条约的希望彻底破灭的波兰肉类产品之争,北约东扩……上述每一起事件都有其缘由和动机,有些事情是有意而为,有些则是多种因素的不幸巧合。重要的是结果:至今俄罗斯仍旧未能入世。从那以后,融入西方体系不再是莫斯科的优先选项,从2007年起,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与以前完全不同了。直到现在,俄罗斯历经18年的谈判仍未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机会是事物在运行之间偶然凑成的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这个空隙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机会确实需要“捕捉”,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或者因循拖延。在中美这场经典的谈判中,中美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都没有因循拖延,都有“捕捉”的意外表演。

 

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龙永图越级给朱总理打电话,应该是识别时机的贡献者,或者是极难得的一种智慧。但他这种非常规、不因循的做法虽然促成了中美谈判的成功,却使龙永图像巴尔舍夫斯基一样,两人的最后结局都有些黯然:巴尔舍夫斯基在结束任期后,目前只是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负责一个部门的主管;相比之下,龙永图在博鳌论坛表演的舞台与空间还要更大一些。

 

两个小时的采访,在徐徐打开中国加入WTO谈判这幅历史的画卷时,龙永图向我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脆弱,一个受到过伤害的人的忧郁,虽然他的外表依然如同常人们见到的强势。龙永图没有抱怨,甚至没有怨言。我想,在他的内心一定称得出WTO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当然也会称得出他所做出贡献的分量,他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不去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

目前评论:1   其中:访客  1   博主  0

  1. 谢文斗 谢文斗

    做完一件事后,就该失业了。例如,当艾森豪尔宣布诺曼底登陸行动于在1944年6月6日开始,他也就失业了,下面的事归其他人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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