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总不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而不肯坦白
    2018年03月02日  分类 杂谈   阅读   博主 大山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五反”动员大会,会场设在天蟾舞台,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各商店、临街的住户把收音机置于窗口收听。陈毅市长作动员报告时,会场内肃静无声,会场外连马路上的行人都驻足倾听。上海的资本家都感觉到一股寒气由四面八方袭来,都感受到新政权强大的震慑力。

“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殊死的政治斗争。我家一位邻居的亲戚是上海某大纱厂“五反”工作队的队长,他多次向我们讲述了上海“五反”运动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残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职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一千多个“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后,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工作队进驻后,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

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发动工人、职员,对资本家进行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上海沪江纱厂的老工人秦妈妈,这样控诉总经理徐义德:“我们工人劳动一个月,只拿那么一点点工佃(钱),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饥一顿饱一顿。可是徐义德这个资本家呢?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劳动,还整天动脑筋剥削我们。资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养活啥人!”在工作队的启发下,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认为,资产阶级是一帮专吸工人血汗的剥削者、寄生虫。

经排查,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十六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对象多达六十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八成五以上。

“五反”运动期间宣布了“十大纪律”:私营工商企业的资方必须彻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借故停工、停业、停薪、停伙,不得威胁工人、店员,不得借故抽逃资金、隐藏物资、烧毁账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队与职工代表一起,通过清查财务账目,查缴“五毒”证据;又成立了检举联络站,发动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的罪行;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资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同时,工作队也召集同行的资本家一起开会,让资本家互助互评、互相检举揭发。

对于有问题的人,还要采取隔离审查。有一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薄的衣衫裤,在初春的严寒日子里,被审问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折磨。

运动进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当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等过激行动后,一些资本家吓破了胆,在工作队员面前全身发抖。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在运动中走上绝路。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等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这是因为除了“五反”以外,还要催逼交纳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有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交不清欠税。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

 

在那恐怖的几个月里,老百姓天天都在传说着上海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园食品店,原是上海几十年的老店,老板冼冠生是爱国资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运动的折磨,就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还有一位绸缎庄老板,自知难逃法网,就在上海国际饭店享用了最后一餐,从二十四层的屋顶花园上跳了下来,以图一死了之;但是,当他跳下来时,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辆在等客的三轮车的软垫上,这位从天而降的胖子,其冲击力把三轮车夫弹了起来,撞上国际饭店大理石墙面,立时脑袋开花,一命呜呼;而这位要自杀的老板却并没有死掉。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面对如此情景,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不解地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当时,陈毅经常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好几千人,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烧化自杀者的尸体,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为防止自杀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顶上均派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均派兵巡逻;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均有解放军防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走近江边。

 

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上海的“五反”运动就取得了全胜。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营企业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监督,并且开展了民主改革、生产改革和工时改革。

 

“五反”运动中,全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五反”运动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钱人”、“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已成了罪恶的代名词,变得遭人唾弃。资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惧怕转变为服从、认命,不得不由抵触、抵制转变为接受改造,资本家的地位也变为低人一等,由此开始了其漫长而苦难的岁月,他们凄凉地说:“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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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谢文斗 谢文斗

    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疲惫,民生困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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