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能从中国学到什么?

刘裘蒂:资本主义的风光时代是否告终?它能从中国身上学到什么?这是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最亮眼的话题之一。

中美贸易冲突除了经济利益对峙之外,是不是根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金融风暴后资本主义的机制面临审判,而美国制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极致,在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在世界经济所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让人不禁要问:资本主义的风光时代是否告终?资本主义能从中国身上学到什么?这是今天在新加坡揭幕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众多议题中最亮眼的话题之一。

亿万富翁慈善家、纽约前市长、彭博金融数据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在今天的论坛开幕式中欢迎了400多名来自60个国家的政治、企业和智库领袖,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随后对大会做了主旨演讲。特朗普政府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的崛起(或复兴)无疑是此次论坛最重要的背景主旋律,聚焦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这个号称“东方达沃斯”的论坛与每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分庭抗礼。布隆伯格在今年5月宣布这个新的论坛时曾经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谈:“达沃斯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议,它专注于许多世界问题。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的重点是世界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一起合作。”

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原本由彭博公司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共同策划举办,但是CCIEE由于今年中方的日程安排冲突而退出联席主办方的角色。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展示开放决心的橱窗,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传递了重要信息,中方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际项目“抢戏”。

 

对于布隆伯格来说,在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目标似乎完全不同的时候,这样的会议更形重要:“中美之间的了解可以提供和平与繁荣的框架,否则我们将把整个世界分成几个部分,这将导致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相当的情况。”

王岐山演讲的象征意义比实质更为重要,这次大会的压阵元老都是典型的“中国的老朋友”,他的听众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和促成中美建交的亨利•基辛格,和推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他们主张中美之间持续的对话和互动,而不是对抗。

特朗普政权没有派出高级官员与会,不但是因为美国中期选举“撞期”在11月6日举行,更可能因为过去两年来布隆伯格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境内系统性地挑战特朗普政策的“异议”声音。考虑在2020年角逐总统的布隆伯格在11月4日砸下500万美元打全国广告,除了鼓励选民周二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外,还提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抗衡的中间派政治理念。

布隆伯格表示反对特朗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使用关税的政策,称这可能会损害经济、就业和创新。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他可能会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近年来布隆伯格带头组织美国人民币交易和结算工作小组,用来确定、评估和推荐在美国发展和扩大人民币交易、结算和结算的机会。他认为“推进在美国交易人民币的机制将提高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同时进一步推动美国的金融业和经济发展。”

论坛的目标是以私营机构和私人力量探讨政府未能或不愿意解决的新问题,并协力促进全球的稳定和增长。

王岐山:各国需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

 

王岐山的演说直接呼应了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月达沃斯的演讲内容,也提到了习主席周一在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中发表的《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的达沃斯演讲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喊话的新姿态,演讲内容的关键词是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2017年达沃斯会议时,特朗普虽然因为就职庆典而缺席,习近平讲词中对特朗普也没有直接点名,但对于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批判昭然若揭。当时有很多评论员认为,正当美国在特朗普的指挥下重审其领导世界的角色时,中国正成为与美国抗衡的领导主力,全球化的捍卫者。

王岐山的演说动员了许多习近平演说里的关键词,但是没有“火药味儿”,习近平在进口博览会的演讲被认为是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抨击:“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各国都应该努力改进自己的营商环境,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总是粉饰自己、指责他人,不能像手电筒那样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而王岐山在彭博论坛所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愿意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虽然他强烈谴责贸易单边主义,但同时强调支持通过规则制度解决任何争议的重要性。他认为世界上的问题,都需要中美紧密的合作。中美关系是世界繁荣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互利共赢,冷静清醒,扩大开放,扩大经贸合作,中方愿与美方磋商,达成共利的解决方案,合作应对挑战。

王岐山认为,由于不确定和不稳定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的时代正面临“冷战”以来最深刻的变化。近20年来新兴经济成为国际增长的新动力。发达国家结构失衡,加上新技术革命对于全球产业链形成挑战,资本和国界矛盾出现,收入和分配距离加大,国际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经济全球化跟不上科技。于是民粹思潮促成了单边主义,一些国家发生内部撕裂,出现反全球化势力。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快速变化“分裂了一些国家和社会”,政治上出现了“右倾民粹主义”,导致了反对全球化的“单边政策”。然而,消极和愤怒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障碍或争议……只会加剧全球市场的动荡。在重申中国呼吁相互尊重和开放的原则中,王岐山强调中国“拒绝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因为经济全球化“不是零和博弈。面对分歧和挑战,必须通过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来加强平等协商与合作。”因此,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开放经济的政策,让“市场发挥其魅力”。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

有浪必有回头浪,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潮流,虽然会经由曲折,但终将前进。“在既有规则下,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愿与美方就共同问题进行讨论,关注和努力解决双方都能接受的贸易问题,中国将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拥抱更大的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结果。”

王岐山对于改革开放的“承诺”,除了延续了习近平2017年达沃斯论坛演讲和今年3月的博鳌论坛讲话,以及李克强9月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发言,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或新承诺。

王岐山演说中同时强调各国需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道路。这是向特朗普政府传达了一个“瓶中信”,亦即不要试图改变中国由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

王岐山认为要想了解中国社会主义,必须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曾经经历1840年被列强打倒的关键时刻,才能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近40年的改革开放显示包容开放是中华民族的基因。独特的历史文化注定中国了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中国并无意对外输出自己的模式,他的达沃斯演讲中提到“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谁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定为一尊,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于人。”

但当两种看似冲突的体制在国际交锋之时,是不是注定了必定形成尖锐对峙?彭博论坛里的一个分场环节以“资本主义的未来”为主题,引来东西方与会人士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位人士更引用王岐山在大会的讲词,证明中国无意向美国的理念和价值观靠拢,这势必加大中美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强大的张力。

资本主义的未来?

汇丰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斯蒂芬•金定义“资本主义”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营利性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缺陷催生了共产主义,但是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比方说国家资本主义,其公有和私有的界限模糊。

资本主义目前面对三大挑战:财富分配不均,生产力降低,环保和气候变化。金融风暴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产生质疑,美国社会在过去20-30年间经历财富分配不均,而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长足进步,这催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从中国学到什么?

“我认为美国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很多是由于不平等和工资停滞造成的。”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说。对于耶伦来说,这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自动化和全球化。“我很想说,对于分配不均问题,中央银行不能做很多事,但有一些选择,比如采用政策保持经济尽可能接近充分就业。”其他措施包括实施适当的法规,以保护经济免受另一场金融危机的冲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其实不是独一无二的,比方说,中国体制中的国营或“单位”系统,保留了1920-30年代国民政府在日据时代受日本影响而采用的某些制度特征。查道炯也认为,用“中国例外”来解释中国体制和现象有其局限性。他认为:“如果中国房市崩溃,不会和其他国家的经历不同。”

查道炯还指出,在中国,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有持续的辩论,是党内与党外两种势力之间经常彼此拉锯的议题。其实中国社会需要提高自我质疑的能力,才能远离对于官僚系统的过度依赖,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国家对于适应性变通的开放性态度。美国和中国应该互相学习,彼此适应,而不是陷于意图改变对方或者“非我即错”的逻辑,才能互信互建。

伊诺多经济分析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乔伊利瓦认为,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全球贸易开始形成两大思维体系,金融危机体现了这两个系统互相冲击的结果。乔伊利瓦认为中美之间其实并未形成共生互补的关系。美国对中国的模式完全不感兴趣,而王岐山演说中重申中国要追求它自己的模式,因此也不会拥抱美国的模式。中国心目中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而美国心目中的全球化超过经济的范畴,是基于共同的普世价值。在这样的僵局下,必须重新制定游戏规则,才能促成资本流动。

负责管理彭博慈善基金会资产的史蒂芬•拉特纳看法不同,他引用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幸福;社会主义的内在优点是平等地分担苦难。” 没有任何体制能够垄断所有解决方案,他认为政府和资本主义应该互动共存,“问题是美国政府退缩,企业越俎代庖侵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大多数政府机构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存在是使公司具有竞争力,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政府需要进行监管。”

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认为,美国思维的误区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在亚洲“四小龙”如新加坡和韩国所采用的资本主义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西方国家应该接受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容许不同的政府介入形式,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让不同资本主义模式合作共存的方式。

柏林围墙倒塌时,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在苏联解体的废墟残瓦中抵达了历史性的胜利巅峰,但金融风暴让美国人看到极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风险。除了利益分配不平均之外,资本主义似乎失去了以市场的力量来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前美国国务卿、彭博创新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基辛格在论坛中表示:“如果世界秩序由美中之间的持续冲突来定义,它迟早会着冒失控的风险……(两国之间有)一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目标必须是两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根本冲突会破坏世界秩序的希望。我对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相当乐观。”

创新经济论坛期间,彭博经济研究同时发布了《贸易战、不平等肇因、中国冲击:创新经济论坛的新经济思维》特别报告。从这份报告的许多文章看来,财富不均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短板,中国也面对类似挑战,从1980到2015年间,中国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增长比例超过美国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这可能也与中国人口经历改革开放后天翻地覆的财富爆发性增长有关。

但是,中国收入最低的50%人群在1980到2015年间收入降低的比例也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基尼系数显示中国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已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彭博经济研究特别报告则认为基尼数据本身有很多缺陷,因此更看重各个收入区间的变化。

不论如何,这似乎暗示了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讨、和互相借镜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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