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的高校贻害中国

行政化的高校贻害中国

王军:愈演愈烈的行政化束缚了中国高校手脚,限制其健康发展。高校俨然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最难啃的骨头。

最近,中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次跃入人们的视线。这样一个提了多年的老问题,为什么始终难以解决?

应该说,高校行政化是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国高校表现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就规模而言,全球只有中国拥有如此众多官僚色彩浓厚,行政干预无孔不入的高校。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大学”的定义,中国恐怕没有一所可称之为“大学”的学校,此“大学”非彼“大学”也。原因正是行政化与大学精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高校行政化产生的根源,简单说便是,政府投资建设了高校,似乎管理和维持高校的运转也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许多公立大学,其中不少声誉卓著,运行高效,但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学校因行政化而出问题的。这表明,无论是政府投资的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符合大学自身要求的治理机制。

遗憾的是,中国高校未能建立起符合现代大学要求且彼此配套的管理体系。原因是,中国高校一直以来就是执政党的一个棋子,是有着行政级别的政府机构。这一点在共产党执政之后逐步强化。在“文革”期间,高校是急先锋,学校各项教学活动处于停摆和瘫痪状态。后来的改革开放,本应给中国高校带来一些改革春风,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愈演愈烈的行政化束缚了高校的手脚,限制了学校的健康发展。今天的高校俨然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最难啃的那块骨头。

与欧洲动辄几百年建校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高校实属年轻。二者间本不具什么可比性,但既然中国要办大学,就应该让大学具有基本的精气神,绝不是盖几栋高楼那么简单。中国高校虽经几轮数量上的“大跃进”,但本质并无多大改变。难怪有学者断言,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

现实中,中国大学是官场,各类资源依行政级别进行分配,谁官大,谁就能霸占更多的学术资源,在职称评定、课题研究、资金分配和论文发表等等一路绿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实,已经严重偏离了大学的要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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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高校还有着其他政府机关的一切通病。一方面,高校行政化泛滥,另一方面却缺乏有效监督,使得不少高校成为贪腐的重灾区。一些高校领导拉帮结派,任人唯亲,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全然没有一点学者样,更别提什么教育家了。部分高校领导竟自行设置奖项,自己给自己颁奖。他们与从前官场上混的县太爷没什么两样,一些校长的做派还让人联想到影视片中黑社会的老大。

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化诱导着教职员工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难以估量。例如,大学中的许多人对当官心向往之,趋之若鹜,而对坐冷板凳进行学术研究则提不起兴趣。一些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不是潜心研究和教学,而是费尽心机拼个一官半职,在“积极要求进步”的感召下做着当官的梦。有时面对领导的训责和压榨,还要卑躬屈膝,谨小慎微。另外,他们还必须能随叫随到,因为有大量的紧急会议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工作节奏完全不像按部就班的教学人员,更像为各种突发事件待命的消防队员。这不能怪他们,都是制度惹的祸,因为官职不仅与获得的各种资源相关,还与五花八门的津贴和退休后的待遇相捆绑。当上官后,本该由学术能力决定的职称评定也变得顺畅起来,似乎当了官,学问也变好了。

中国高校一般拥有党政两套班子,领导班子不和,闹别扭是常有的事。此外,团委和学生会系统也十分庞大,他们有编制、有办公场所,还有经费。团、学部门经常会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上级,举办活动,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几年前,一则高校团委和学生会已成藏污纳垢场所的媒体报道,一度引发社会热议。行政化已经使得今天的中国高校难有一块净土。

当大学里的教职员工被大量行政事务弄得团团转的时候,他们的教学和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最后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化贻害了中国的未来一点不假。

事已至此,那中国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呢?我们不应指望高校内部推出什么有效措施。因为只要校长由上级任命,去行政化就不可能彻底,更何况学校还有一大堆处长和科长,他们苦心经营换来的一官半职能轻易拿掉吗?不大可能,他们会阻扰,尽管他们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对高校毫无价值,甚至有害。于是,剩下来的选项恐怕只有借助外部力量了。

外部力量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依靠顶层设计,由上至下强力推行。考虑到中国一竿子捅到底的垂直管理体制,执政党通过一纸命令变更大学管理模式并非完全不可能,如废除高校行政级别,全球招聘校长等。当然,这需要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如果他们希望被历史铭记的话,这种努力仍是值得的。

第二,考虑到目前中国高校大都由政府投资和管理,很多高校早已陷入资不抵债、负债累累的境地。为此,可以借鉴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如国有不国营,甚至可以不再国有,拿出一些高校进行转让或拍卖,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包括有资质的外国投资者参与进来。同时,政府完全退出高校的运行管理,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这方面的步子完全可以大一些。

上述两种思路都属上级推动,因而可以很快见效。需强调的是,这些看起来有些激进的改革措施,所引发的阵痛和成本未必高过那些一拖再拖、久不见效的渐进式改革。从不误人子弟的角度考虑,高校去行政化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改革议程都更迫切,也更重要。这个问题不应再拖了。

第三种就是社会力量办学。这是一种长期的努力,政府可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放松教育领域的管制,让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包括外国参与者办学,并给予同等地位和资质,让不同体制相互竞争,孰优孰劣自会有结果。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这些生产实物的企业相比,生产人即培养合格人才的中国学校,在质量方面的进展却乏善可陈,令人失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仍在困扰着人们。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点的话,会发现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可能走了弯路。中国本应在成就人的各项事业中取得更多成绩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生产对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成问题。然而,目前的改革问题重重,一个原因似乎是,高校体制并没有教育出“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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