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妻”史

 1917年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者“共产共妻”的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下发文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就在外国媒体一片喧嚣声中,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斩钉截铁地告诉一位西方的作家说,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类似的文件,也从没有这样的命令,这完全是栽赃陷害。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资料曝光,证实确实存在过“共产共妻”的规定。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16至25岁的女性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10个姑娘。尽管这些史料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但当政治变成信仰时,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国度就容易变成了现实中的荒谬世界。

 如今,媒体和公众都强烈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给当时的苏联女性带来的严重的肉体上摧残和心灵的创伤。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进行报道: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普遍“公有化”女性的行为。

 

一、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制度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生活”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一是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二是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这也就是人们所指责的前苏联“共产共妻”制度。在苏联,革命者性的公有制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二、苏维埃革命者“性生活”的全面解放

 一九九零年第十期的俄国《祖国》杂志报道,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普遍“公有化”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于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革命有一个让性全面公有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1902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另外一位女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科隆泰(首届苏维埃政府中惟一一位女人民委员)她出版了几本书,散发了无数小册子,宣传她自己对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观点,介绍“水杯理论”,用她的话说,男女共青团员们睡个觉就像喝杯水一样。

在苏联历史上,性公有的典型表现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十分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 而底层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自卫力量的妇女是普遍现象。

 

三、十月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革命者已经把性资源公有了,但是广大群众的思想受传统思想毒害太深,接受不了这种革命公有的思想,于是,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女性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女性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女性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10个16至25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

(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60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25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12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有许多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当时着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这是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

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即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16岁。

1945年苏联红军在德国

四、“共产共妻”的终结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取消了结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社会生活规范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转向道德禁欲主义,男女关系被高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时尚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苏联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1937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离婚,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每个人的事业和命运。

五、历史回顾

时至今日,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俄罗斯女性常抱怨难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性骚扰全世界都有,区别在于,俄罗斯从不处理性骚扰案。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于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也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

当年著名的英国作家戈尔别尔特·韦尔斯为了搞清楚整个事情的真相,专门到莫斯科拜访了乌里扬诺夫,并向他询问关于“共产共妻”的问题,乌里扬诺夫断然否定存在这样的事情,韦尔斯将这次会面写入了自己的《阴霾笼罩的俄国》书中。

不幸的是,乌里扬诺夫作为高级革命家,拥有最高的公有化权力,因为不太注意卫生,感染了梅毒。海伦·拉巴波特是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她根据书籍,论文及杂志等各类史料对乌里扬诺夫晚年的描述,认为乌里扬诺夫患有性传播疾病----梅毒,并最终要了他的命。许多苏联高层也这样认为,但官方禁止公开谈论并以死威胁,因为公开此事会会让人有些尴尬。

乌里扬诺夫怎么会承认呢?别忘了,当年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把沙俄侵略中国的土地还给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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