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的规则:讲述一个政治如何真正运行的故事
    2019年03月14日  分类 杂谈   阅读   博主 大山

政治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啊。每天的新闻头条让我们震惊与意外。每天我们听到欺诈、诡计、企业高管的两面三刀、新的谎言、偷盗、虐行,甚至政府领导人犯下的谋杀罪行。我们忍不住纳闷,文化、宗教、教育乃至历史境况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导致出现这些恶毒的暴君、贪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虚伪的石油大亨。难道真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凯歇斯所言,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或者尤其在于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我们大多数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真相远非如此。

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历史学家、记者、专家和诗人们的解释,未曾透过表面挖掘那些既不指向命运、又不指向我们自己的深层真相。政治的世界是受规则支配的。任何不按这些规则进行统治的统治者都可说是愚蠢到家。

记者、作家和学者们一直致力于通过讲故事来解释政治。他们探究为何这个或那个领导人能获得权力,或一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民如何起而反抗他们的政府,再或去年颁布的一项特殊政策为何会断送千百万人的幸福。在解释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一名记者或历史学者通常能够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发生在谁身上,甚至还有事情的缘由。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报道和历史下面,一些疑问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有的很深刻,有的看似无关紧要,但都在我们脑海里挥之不去:暴君们为何能长久掌权?为何成功的民主领袖任期这么短?为何那些经济政策误入歧途、拙劣不堪的国家能长久生存?为何那些容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总是在灾难面前措手不及?以及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度如何倒让人民忍饥挨饿?

同样,我们也会疑惑:华尔街的高管们为何在政治上如此麻木不仁,挥金如土却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为何肩负重担的一家企业的领导成员,却由极少数人就能决定?为何失败的CEO们能够高枕无忧、报酬丰厚,而股民们却输个精光?

有关这些政治行为的疑问,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再涌现。每种解释、每个报道都将犯错的领导人和他或她的昏聩决策视作个案。但就政治行为而言,没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

描述这些政客或企业精英犯下的可怖之事的报道,总有一种围观起哄的恶趣味,它们会让我们以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些报道致使我们将恶行归咎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人不知怎的就莫名其妙有权做出重大以及极糟的决策。我们自信满满,绝不会像为了留住权力而轰炸本国人民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玛尔·卡扎菲那样行事。我们看到在肯尼斯·雷的领导下安然公司的雇员、退休人员和股东们遭受的巨大损失,自忖我们不会像肯尼斯·雷。我们看着每个事件,认为它们不过是各不相同、无典型特征的异常特例而已。实际上,它们都由政治的逻辑、支配统治者的规则所控制。

政治专家和新闻巨头们使我们对这些规则一无所知。他们满足于谴责作恶者,却未曾探究为什么政治和商业世界会襄助恶棍,或将好人变成无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询问这些老问题。在法老们发现了如何储存谷物的3500年之后,我们仍然惊讶于非洲因干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我们仍然为发生在诸如海地、伊朗、缅甸、斯里兰卡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而震惊不已,也为发生在北美和欧洲的也许程度较轻的自然灾害而震惊。我们仍然为民主领袖与专制暴君们握手寒暄和眉来眼去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鼓励。

我们提出一种思路来理解将众多乃至绝大多数领导人特征化的可悲行径,无论他们是在政界还是商界。我们的目的是解释好的和坏的行为,而不感情用事地下断言。核心在于分析我们被统治与被组织化背后的机理和缘由。

我们描绘的图景将不会赏心悦目。它不会增强对人类善行和利他主义的希望。但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相,将指出一条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道路。毕竟,即使政治不过是领导人玩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了解了规则,它将成为我们能赢的游戏。

然而,为了改善世界,我们所有人首先必须搁置对传统智慧的信念。让逻辑和证据指引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清政治运行的理由。了解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和理由,是使其改善的第一步和至关重要的一步。

贝尔的无尽悲歌

与生活一样,在政治中我们都有欲望并与阻拦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作斗争。比方说,政府的规则和法律限制了我们能做的。那些掌权者与我们不同:他们能设计出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使自己更容易达成目的。理解人们的需求以及如何达到需求,将极大帮助我们明了为什么那些掌权者经常干坏事。实际上,恶行常常不仅是坏的政治这么简单。无论是管理一座小城还是经营小本生意、大型企业或跨国集团,这个论点都经得起考验。

让我们先从一个小镇的贪得无厌的统治团伙说起,以便我们能理解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是怎样的。不过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谨记这个故事是关于政治的,无关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讨论一个由道德败坏的恶棍组成的阴谋小集团,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人重视权力,了解如何攫取并维持权力。很快我们就将认识到,这个关于卑劣行径的小故事在政治和商界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在反复重现,这个发生在加利福尼亚贝尔城的非凡故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凡的。

罗伯特·里佐是贝尔小城的前市政经理,该城人口大约为36600人,位于洛杉矶周边,是一座主要由西班牙裔和拉丁裔构成的贫困小城。年人均收入因估算不同,低至10000美元,高至25000美元,无论哪个数值都远低于加州和全美的平均水平。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贝尔的生活殊为不易。

尽管如此,这个小城依然为它的成就、家庭和前景感到自豪。虽说面临诸多挑战,贝尔一直将暴力犯罪率和与财产有关的犯罪率控制在平均水平以下,表现胜过加州的其他社区。粗粗浏览一下贝尔城的官方网站,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兴旺、快乐的社区,充满着暑期班、图书馆活动、水上游乐项目以及乐趣满满的家庭旅行。贝尔看上去还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社区。比如,只要满足特定居住和收入要求的单亲家庭,都能从市里获得“住房与城市发展”补助。[1]

罗伯特·里佐做了17年的市政经理,回首职业生涯一定大感自豪。2010年,当时的市长奥斯卡·赫尔南德斯(后来因腐败指控而入狱)曾说,当1993年聘任里佐(最终也受到腐败指控)时,贝尔市正处在破产的边缘。在罗伯特·里佐15年不间断的领导下,直到他下台的2010年,贝尔市已经实现了收支平衡。赫尔南德斯赞许里佐让贝尔市具有并保持了清偿能力。[2]这当然算是了不起的成就。里佐和他的同事们当然值得赞扬和获得切实回报,以表彰他们为贝尔的人民做出的良好服务。

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下面,却隐藏着政治如何真正运行的故事。你们看看,罗伯特·里佐在1993年被聘任时的年薪是72000美元,经过17年到他2010年夏天被迫下台时,他的年薪达到了令人震惊的787000美元。

让我们客观地计算一下。如果他的年薪随通货膨胀而增长的话,他在2010年本应该挣108000美元。结果他拿了7倍还多!在持续低通胀的这么多年里,他的薪水每年递增超过15%,几乎与庞氏骗局大师伯尼·麦道夫向其倒霉的投资者承诺的回报率一样。

罗伯特·里佐作为市政经理的薪酬与美国其他政府官员相比如何呢?美国总统的年薪是40万美元。[3]加州州长的年薪是20多万美元。与贝尔市紧邻的洛杉矶市市长年薪刚过20万美元。当然,罗伯特·里佐与加州年薪最高的公务雇员相比仍相去甚远。与大部分州一样,这一荣耀归于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橄榄球教练的薪水是185万美元,但人家大概比里佐先生带来的收益要高得多。[4]罗伯特·里佐的确被认为工作出色,但真的出色到那种份上吗?在整个美国,他大概是薪水最高的市政经理(除非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贝尔)。

我们自然会认为罗伯特·里佐肯定一直在设法窃取钱财,如谚语里说的,手伸进了饼干盒,侵吞从道义和法律上讲不属于他的资金;或者,至少或这或那做了一些不道德和非法的事。2010年夏天贝尔市丑闻发生时,加州总检察长(同时也是州长参选人)杰里·布朗承诺将对罗伯特·里佐是否违法展开调查。他的举动含蓄表达了一个清楚的看法:没有人会每年付给一座小城的市政经理近80万美元。然而,事情的真相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整件事其实是一种精明(也应受谴责)的政治操作,是由贝尔市的选民以及代表他们的市议员们间接批准的,再沾一点点盗窃的边。

与贝尔市规模相当的城市一般给他们的市议员支付的年薪在4800美元。但贝尔市五名市议员当中的四名,除了拿议员基本薪水之外,每月只需开开会就能拿到近8000美元,全年拿到接近10万美元。只有可怜的议员洛伦佐·贝莱斯没份。贝莱斯每年只拿到8076美元,仅相当于他的同事每个月拿到的钱!我们怎么想得通这种待遇上的悬殊差别?更不用说这样令人咋舌的薪水和津贴不仅支付给里佐先生,也支付给了他的助理以及贝尔市警察局长(两人后来也都因腐败指控入狱)?

答案就在于对一次投票时机的聪明操控。这些城市的领导们设法只需依靠极少数的选民就能保住权力并自己制定薪酬待遇。想搞清楚这么穷的一个城市为什么会给领导这么高的待遇,我们必须从2005年的一场投票说起。那场投票的目的是决定是否将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看到这里你可能哈欠连天了,到底“一般城市”和“宪章城市”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夜与昼之别”。在“一般城市”,决策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而在“宪章城市”,决策则经常在见不得光的幕后秘密做出。一般城市的管理体制受制于州或联邦法律,而宪章城市则由——你大概猜到了——它自己的城市宪章决定。

加州的立法机构在2005年决定限制一般城市的议员薪水。但加州立法机构还来不及对贝尔市下手,脑筋转得快的贝尔市政客们——据说正是在罗伯特·里佐的领导下——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来摆脱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那帮人的心血来潮。所有五名市议员都赞成举行一场特别投票,来把贝尔市由一般城市转变为宪章城市。这场投票的卖点是能给贝尔市更多的自治权,以摆脱遥远的州政府——当地官员最了解本地情况,总比远方不接地气的政客们强嘛!至少,这是贝尔市领导们的说辞。

有关技术性问题的特别投票——成为宪章城市或维持一般城市——对选民来说没多大意思。当然,如果类似的投票是在全国范围内或哪怕州的范围内举行,这样的提议大概会被众多选民详加审视,然而在一个只有36600人的小城举行这样明显经过政治操弄的特别投票(没有附带任何其他表决事项),只吸引到400名选民投票(336票赞成,54票反对)。于是宪章得以通过,将分配城市岁入和制定预算的权力置于一小撮人的控制之下,而且不用见光。人们都能看出来,对贝尔市的管理方式而言,宪章不会导致什么重大改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将税收和支出的巨大决策权授予了极少数几人,而这几个人恰巧还决定着自己的薪酬待遇。

为了避免误以为这些市议员既贪得无厌又愚蠢,有必要指出他们在掩饰自己的行为上是多么的聪明。如果真有人问市议员他们的兼职薪水有多少,任何议员都会公开坦诚地说他们每月只领到几百美元的微薄薪水。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们收入中最大头的部分——也就是洛伦佐·贝莱斯没拿到的那部分——是他们每月参加会议的报酬。正是这块收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本书写作之时,贝尔丑闻的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已被捕入狱,但并非因为他们领取了高额薪水。尽管看起来令人愤慨,但似乎他们的高薪是完全合法的。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为之领取报酬的那些会议根本没开过。也就是说,这些贝尔的领导们最终可能倒在了一个法律技术性细节上。骇人的高薪没问题,但不能一边领高薪一边不开会。我们不禁好奇,有多少政府官员在遵循这种标准。比如说,有多少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边拿着全额薪水一边逃会,跑去为竞选募款、演讲或干脆游手好闲?

你可能也会好奇,一个像贝尔这样的小城在为领导支付如此高薪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收支平衡——这是里佐先生的主要成就之一。(实际上,我们预感到一旦贝尔市重整吏治,我们预计它极可能需要通过举债来满足财政支出,而无法再保持预算平衡)。别忘了,贝尔的领导们不仅决定着如何支出,也决定着征多少税。以下是《洛杉矶时报》关于贝尔的房产税的报道:

贝尔的税率是1.55%——近乎富裕地区的一半,如贝弗利山、帕洛斯弗迪斯、曼哈顿滩,且大大高于洛杉矶县任何其他地方。这一数据是县审计官办公室应本报请求提供的。这意味着,一座估值为40万美元的房屋的屋主,每年须缴纳房产税6200美元。而马里布的税率为1.1%,那里相同房屋的屋主只需缴纳4400美元。[5]

简而言之,贝尔的房产税率比周边地区高50%。这么高的税率使得市政经理和市议会当然能够开出高额薪水并保持收支平衡,养肥自己和狐朋狗友。

讲完了贝尔市的故事,现在来探究一下更深层的意义。贝尔的市议员由选举产生,尽管在2007年以前他们的当选长年未受到竞争。这意味着市议员欠选民的人情,至少是欠那些使他们得以当选的选民的情。在2007年以前几乎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当时没有竞选。从2007年开始,尽管有了竞选,要赢得议员席位也只需很少的选票。举例来说,2009年贝尔市有9400名登记选民,只有2285名也就是24-3%的选民出来投票。每个选民投票给六位市议员参选人当中的两位。两位胜选者路易斯·阿提加和特蕾萨·雅各布分别得到了1201张和1332张选票,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这么多票就能胜选。表面上看,胜选需获得13%登记选民的支持。我们说“表面上看”,是因为2009年要当选市议员,只需要比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多一票就够,因为只有两名能当选。当时得票第三的候选人只拿到472票,也就是说,拿到473票就能当选,这个票数是登记选民的5%,比全市总人口的1%多一点,相当于实际投票人数的五分之一。无论选票为何在候选人当中如此分化,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赢得选举只需获得贝尔市成年人口当中的极小部分的支持就够了。这非常有助于解释市政府采取的税收和支出政策。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市议员绝不希望竞争者(甚至同僚洛伦佐·贝莱斯)知道他们的真实待遇。

城市经理罗伯特·里佐必须保守市议会的秘密以保住位子,而市议员们需要他的支持以保住他们的位子。他本可以揭露他们多么严重地侵吞辛苦赚来的公帑,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现在倒是做到了)。正是在这种出于相互忠诚的需要中,我们看到了贝尔丑闻以及普遍政治的起源。里佐为市长和议会效劳,相应地,他们为贝尔市的极小部分市民效劳,这些人是贝尔市选民中的核心支持者。没有市议会的支持,里佐将丧失他的位子,正如现在这样——尽管他仍能每年拿到惊人的65万美元退休金。怎样才能最好地确保他们的忠诚呢?很简单:提升途径,将私人回报以慷慨薪酬的形式给予市议员。[6]

当然,如果这一切是公开进行的,或者贝尔市仍然是一个“一般城市”,受制于萨克拉门托对公务员薪酬的监管,那么里佐和市议员们都将无法互相取悦。当一个领导掌握了权力,他或她的政治生存就取决于支持者组成的小小联盟(别忘了赢得市议员席位只需极少数选民的支持),而确保长期在位的方法就是给予支持者私人回报:里佐先生在位长达17年!不仅如此,当这个小联盟是从相对多的选民中产生——根据9395名登记选民(2009年的数字)中只有336人投票批准了的城市宪章,选出5名市议员——不仅对小联盟给予私人回报成为一种高效的治理方式,同时也产生了预算制定和税收上的巨大自由裁量权,使得领导层有大把机会自肥,这样的机会领导们可不会放过。

贝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统治法则的经验教训。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意味着,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长年掌权。第三,当这个同伙小集团明白外面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饭,最高领导层就具有了如何花钱、如何征税的巨大自由裁量权。所有这些税入和自由裁量权为很多领导人大开窃国之门,很少人为公共利益着想。它也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在位期限。第四,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市那样。征收重税很容易激起民愤,也如贝尔市发生的那样。当然,在贝尔市,人们奋起抗争并终结里佐的统治很容易,因为他们拥有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我们将看到治理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如何影响到人们拥有权利的多寡,而这相应地将决定人们是否能走上街头,是否能成功策动变革,正如近来我们在中东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或者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人民依然被压迫。

我们将看到,当维持权位只依靠极少数人、特别是当这极少数人是从许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贝尔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的近乎完美的剧本。贝尔的政客们凭直觉就理解了政治的规则。那些忠实遵循这些规则的领袖们,的确能够长期居于高位,从来无须被迫为臣民们做“好事”。在外部力量对他们的掌权手段进行详查之前,那些统治贝尔的人已经在位非常久。我们将看到,在顶层发挥效力的东西通常损害了底层,由此我们震惊诧异于有如此多的高层人物犯下了如此多的劣行。类似贝尔这样的地方被统治的方式(其实就是大多数地方和商界被统治的方式)催生了“贝尔底层悲歌”(译注:原文为Bell Bottom Blues,意为“喇叭裤蓝调”,本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一首著名的蓝调歌曲,英国吉他大师埃里克·克莱普顿在七十年代写过一首同样著名的同名歌曲。Bell Bottom即喇叭裤,据称起源于美国水兵服)。

我们将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罗伯特·里佐绝对就是这样的。

大思想家的困惑

正如罗伯特·里佐的故事所凸显的,政治并不非常复杂。相形之下,历史上最受尊崇的政治哲学家们却未能很好地解释政治。事实上,尼克罗·马基雅维利、托马斯·霍布斯、詹姆斯·麦迪逊以及查尔·路易·德·塞孔达(也就是孟德斯鸠),别忘了还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在他们所处时代的狭隘背景下思考政制的。

霍布斯寻求最佳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寻求被英国内战、克伦威尔的崛起和他对大众统治的恐惧所蒙蔽。出于对大众的恐惧,霍布斯将君主政体视为通往秩序与良治的自然路径。不仅相信一位绝对领袖(即利维坦)的必然仁慈,他还断言:“如果臣民贫穷、粗鄙或出于匮乏、意见分歧而无力作战御敌,没有哪个国王能富裕、荣耀、高枕无忧。”[7]这里稍稍冒犯一下霍布斯的精深哲学,我们十分好奇,罗伯特·里佐如何能够在他的臣民,即贝尔的市民穷困潦倒的同时发家致富的。

马基雅维利,这位失业政客和公务员一直希望为美第奇家族效劳——有点像那个时代的罗伯特·里佐——写了《君主论》以证明他作为顾问的价值。美第奇家族似乎对他没有多大兴趣,他也没搞到工作。我们认为,他比霍布斯更了解政治如何能产生自我膨胀的行为,一如五百年后在贝尔发生的那些。在《论李维》中马基雅维利写道,任何寻求建立自由平等政府的人注定失败,“除非他从平等大众中挑出一批最具野心、最不安分者,将他们变成事实上而不仅是名义上的绅士,赐予他们城堡与领地,以及金钱与仆从。于是在这帮人的拥护下,他得以维持权力,而他们则在他的支持下满足自己的野心……”[8]

罗伯特·里佐说不定曾将马基雅维利的论点作为最佳思想养料来研习,以抵抗公众的责难。他通过满足贝尔市议会里那些忠于他的人对金钱权位的欲望,而在位多年,他只需要这几个人的支持就够了。

詹姆斯·麦迪逊作为一名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学付诸实践的革命者,像霍布斯一样直面革命。不过与霍布斯不同的是,麦迪逊实际上喜欢他所见到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麦迪逊思考了一个250年之后困扰贝尔市民们的问题:“是小共和国还是大共和国更有利于选出公共福利的适当守护者,显然是后者。”[9]考虑到他对多数暴政的恐惧,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容易。不过,尽管这一结论接近于我们先前已经论证的观点,然而细节决定成败,向来如此。我们认为麦迪逊缺乏对良好统治形式的细节论证。他以“大”或“小”来描述一个共和国,却未能区分有多少人在选择领导人上有发言权,以及有多少人对确保领导人持续掌权起关键作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两点有天壤之别。

麦迪逊的观点和孟德斯鸠截然相反,后者认为:“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利益因个人观点千差万别而遭牺牲,屈从于例外,取决于偶然。在一个小共和国里,公众的利益较为显而易见,更好被理解,更能被每个公民够着;遭损害的范围较小,当然也更少被保护。”[10]在贝尔市可不是这样的——我们宁愿相信贝尔。

对孟德斯鸠来说,启蒙运动、笛卡尔式的思想以及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出现,所有这些合力激发了他有关政治制衡的深刻洞见。他指望通过这些制衡去防止的,恰恰就是贝尔市通过宪章城市投票强加给市民所导致的对公共福祉的损害。

当然,理论上讲,选择成为一个宪章城市恰恰来自于加州立法机关对政治制衡的要求。但在那场特别投票中只有390个选民现身,甚至在贝尔丑闻发生之前的其他竞选中,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登记选民出来投票,而所有的登记选民也不过贝尔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绝对不足以防止孟德斯鸠希望避免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

毫无疑问,孟德斯鸠、麦迪逊、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都是非常睿智和富有洞见的思想家(肯定比我们聪明)。然而他们对极多政治事务都理解错误,只因他们面对的都是暂时的情况。他们只着眼于很少的抽样资料、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以及古代历史的只鳞片爪。他们也缺乏现代分析工具(我们很幸运地能够想用就用)。结果是,他们常常猛然得出部分正确但深层次错误的结论。公平来说,这些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缺陷与如下事实有关:除了受制于他们的时代背景,他们也沉溺于“大问题”——人的最高本质应该如何,政府的“正确”形态是什么,或者在政治术语中“正义”到底意味什么。这种短视不仅影响了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也影响到了当代政治思想家,如尤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约翰·罗尔斯——这些思想家有一天也许会被与历史上的巨人等量齐观。

关于“世界应该怎样”的诸多大问题的确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有关哲学价值和隐喻性抽象概念的问题不适用于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关于政治的观点。我们不会把“我们觉得应该怎样”作为出发点。很难想象有谁包括我们自己会在乎“我们觉得应该怎样”。我们也不会劝诫别人改善自己。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根据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寻找改善世界的方法,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先了解了世界运行的方式和缘由才有可能改善它。先搞清楚政治领域里人们行为的缘由至关重要,才能想办法使政治变成做好事符合他们的利益。

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现代表述——从大国与霸权的平衡,到党派偏见与国家利益——这些不过是高中公民课本和晚间新闻专家们的说辞,与实际政治关系甚少。看到眼前这本有关政治的书毫不关注这些说辞,你也许会很高兴或很沮丧。我们对政治的描述主要关注“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在这本书中,我们希望解释政治的最基要和最费解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使我们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统治者与臣民的世界、权威与权利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以及同样重大的生与死的世界为何通通按现在这种方式运行。也许,只是也许,我们时不时地会发现改善的途径。

本书中这些观点源起于多年前本书作者之一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与早期多本著作的合作者兰多夫·M·席弗森之间热烈进行的午餐讨论(后者现在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在大谈墨西哥卷的同时,兰多夫·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讨论到一个相当基本的问题:输掉一场战争会给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权带来什么后果?

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在汗牛充栋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未曾被详加探讨过。而任何领导人无疑都想在卷入类似战争这样的冒险事业之前知道,当结束之后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之所以无人问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观点植根于诸如国家、国际体系、力量平衡和对立等观念,而不在于领导人的利益。从国际关系的传统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甚至“国际关系”这一术语也预设了主题是关于“国”的,而不是关于巴拉克·奥巴马、劳尔·卡斯特罗或任何其他你能说出名字的领袖想干什么。于是人们很容易就谈起美国的大战略、中国的人权政策或俄罗斯重返大国地位的野心,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表述没多大意义。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身处所有关于国家利益的争论之中,奥巴马总统在制定其阿富汗政策时为哪些东西焦躁?如果他不提出一个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他将失去他的民主党选举根基的支持——而不是他的全国性选举根基的支持。相似地,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烦恼的是,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将被弹劾并且民主党人在1962年的中期选举中将遭到重挫。[11]他们每个人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

任何国家(或任何企业)中最主要的利益推动者是居于顶端的人——领导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出发点开始:统治者们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是所有政治的推动力。

领导人的自私算计和行为构成了他的统治方式。那么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领导人行为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攫取权力,维持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权。

基于他们有关领导人和战争的午餐讨论,兰迪和布鲁斯为学术期刊写了好几篇文章,将国际关系视为不过是普通政治,其中最要紧的就是领导人想要在政治权力中生存。这些文章很快获得反响。研究者们意识到这是思考他们课题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这一方式聚焦于做出真实行为的真实的人,而不是诸如政府、国家和制度这样的隐喻(现在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当中,这仍然是异端)。但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同时也看到了这一理论还可以拓展到更大范围。每一种类型的政治活动都可以从设法生存的领导人这一视角来解读。

涵盖的范围这么大,这个想法听上去很吓人。它旨在通过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来重述我们已知的或自以为已知的一切(或近乎一切)政治活动。席弗森和布尔诺·德·梅斯奎塔诚惶诚恐,需要帮助。于是詹姆斯·D·莫罗——现在是密歇根大学教授,时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当时布尔诺·德·梅斯奎塔也在那里工作——以及阿拉斯泰尔·史密斯两人加入。于是一个四人研究小组成立(有时被人亲切地称为BdM2S2)。我们一起写了一本厚厚的技术性很强的大部头著作叫做《政治生存的逻辑》以及一系列学术论文,以此为基础,我们得以将我们的观点改写成一本希望人人都能看得懂、引发讨论甚至能够接受的书。[12]如今,这一组研究背后的理论已经激发我们自己和其他研究者做出了许多派生的研究、理论的拓展和阐述,以及充满活力的辩论——当然也不缺乏争议。

以此为基础,我们跳出了对于文化和历史的传统思考方式来看待政治、公共政策选择以及甚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它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将公民道德与精神病理学视为理解领导人行为及其缘由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政治家看做自私粗鄙之人,就是那种你不想与之共进晚餐的人,但没有他们你可能又根本吃不上晚餐。

这本书的结构很简单。第一章先勾勒出统治的基本要素,接下来各章分别探究政治的某一特定方面。我们将解释为什么某些穷国的税率比富国还高;或者为什么一个领袖花了大把军费却得到一支在国防上孱弱不堪、基本没用的军队。所有章节合起来将详细阐述政治生存的逻辑——统治的规则——如何在可想象的最大范围内连接起了星星点点的政治后果,深化我们对于所有统治者及其子民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正是因为可以连接起星星点点,许多学生把我们列出的统治法则称为“万事理论”。我们倒是很乐意简明地将其编撰为“独裁者手册”。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看待政治的观点要求我们跳脱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传统的归类法和含糊的概括,转而深入一个有关自私思维的更清晰的世界。我们探求一种更简单的、希望也是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来思考政府。我们的角度尽管会让一些人感到沮丧,但提供了一个方式来探讨政府之外的生活其他方面。它能很容易地描绘企业、慈善机构、家庭乃至任何其他组织形式。(我们保证很多读者会欣慰地就如下事实得到确证:他们的公司运作方式确实与独裁政权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可能大逆不道,但我们坚信,归根结底这是理解政治世界的最佳方式——也是唯一能使我们开始评估如何改善统治规则的方式。如果我们要玩政治游戏——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得玩——那么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赢。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是读者能从本书中学到的:如何赢得政治游戏,在这一过程中说不定甚至能对世界做出一点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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