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一张巨大的历史底片

2006年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重访秦城监狱。近半个世纪之前,他曾作为胡风同案犯在这里被关押。重访没能再入秦城大门,同行者试图为他在监狱大门前留影,引起执勤者干预,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被删除。

谢韬是少有的晚年重访秦城的当事人。对于多数曾经的秦城“住户”来说,由于在视线受限的状态下到来和惶然离开,他们往往对于这座自己年栖身的监狱不辨方位。

外界对于秦城更知之甚少,没有能到达这里的公交车,纸质或网络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它成为燕山脚下和人们心中的一处隐秘之地。

秦城是一座特殊的监狱。它是苏维埃体制与人民民主专政权威的共同产儿。在以后的岁月中,它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座监所。和地处闹市的提篮桥或者半步桥监狱相比,秦城在保持神秘性的同时,像磁石一样不断吸附和激化着人们的想象力。它和当代政治与思想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名字相联系,直接反射了历次政治运动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像是一卷保留在北京郊外的巨大历史底片。

每当历史转身之际,有人走出秦城的大门,也就使底片的一部分曝光。人们发现,相比于外界的变动浮泛,监狱里的时空被浓缩,保存的记忆也更为真实。这个特殊的地点,吸附了真实可靠的思想和人性要素,构成时代真相的片断。

当一所监狱的众多住户与革命或政治纠葛,或被赋予了政治含义,这所监狱往往浓缩了这个国家的国史。在法国,是巴士底狱;在英国,是伦敦塔;在苏联,是内务部监狱苏哈诺夫卡,或者后来著名的“古拉格”;在旧中国,是提篮桥;建国后,则是秦城。

秦城与一系列著名或隐匿的名字相联系:胡风、李锐、谢韬、黄维、陈里宁、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刘仁、王光美、江青、张春桥等,以至晚近的成克杰、陈希同和陈良  宇。这些身份迥异而代际交替的住户,造就了这座共和国第一监狱显赫而复杂的品性。

穿越的住户

上世纪90年代开头的一天,一位红色后代、开国元帅的养女因为态度好,在秦城中调换到了一间位置较好的监房。她在监房墙壁上意外发现了一幅炭笔的裸体女人图案。

这位红色后代为避嫌向管理者反映。尴尬的管理者透露,监房的先来者是“四人帮”成员王洪文。

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这位红色后代,在她下放插队的青春岁月,未有机会与从上海工人一路造反至中共中央副主   席的王洪文亲炙,却在历史某个特殊拐点如此邂逅。

同样的情形15年后在一位商人身上发生,因涉嫌新型经济犯罪,他在被拘押半年后于2005年走出秦城,同日在报上看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于秦城监狱医院去世的消息,顿时有了“穿越”之感。

由于长期关押历次政治风潮中的重要犯人,秦城无疑会在当代史上扮演“穿越”角色。外界急遽变动之时,这里保存着历次政治事件中的“活化石”,不同年代的罪案和犯人在此处相遇,日渐作古的林彪和江青集团成员,并非最后一批。

1991年5月13日,保外就医的江青,在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位置潦草写下十个字:“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年前的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被任命为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翌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她结手帕为环,自缢于卫生间。(注:江青用手帕上吊自杀一事,据称为讹传,有当事人称为服用眠药自杀。)

此时,吴法宪、邱会作已刑满离开,张春桥尚在一言不发中度过囚禁岁月,姚文元将在数年后迎来出狱,王洪文则将在一年后病逝。“文革”这一灰色的破折号,被这些主人公的秦城岁月拉长,延伸到了一个迥异的时代。此后风生水起的贪腐官员群体,成为这里的主角,陈希同、陈良宇等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高官,则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完成着与残余的林彪、江青集团成员群体的角色嬗替。

而在十余年之前,林彪、江青集团群体入住秦城之时,则与他们“文革”之中的迫害对象、庞大的“走资派”群体经历了历史性的换位。

1976年的秋天,慕名来中国参加革命却得罪江青、作为特务被投入狱中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听见毛泽东逝世的哀乐后不久,发现中央文革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此后不久,又听见有个女人在附近尖叫哭泣,声音很熟悉:“噢,毛主席! 我会永远对你忠心不二!”

他认定这是江青。容纳她和九名同案犯的,正是平反出狱的“走资派”们空出的监舍。

在“文革”之中,为了监禁被打倒的“走资派”,秦城监狱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进行了扩容。随着大批走资派的平反和战犯的特赦出狱变得空荡,张春桥等人后来可以一人住一个楼层。

作为两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上演了换房的剧目。因为在出国访问和“桃园经验”上过于抢镜而招致江青忌恨,王光美在刘少奇被打倒后被关入秦城,备受折磨却活到了出狱的时候。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获释,而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江青已经进入秦城受审。

更为吊诡的是,平反后的彭真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了在秦城进行的对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法官席上的审判者,多为昨夭挨整或系狱的“走资派”如冯基平、伍修权、江华等,还包括刘仁遗孀甘英这样的“夫人团”。

这种换位自然让江青无法接受。当她在被告席上发出“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的反抗,并要求法官集体回避时,她显然忘记了,同样的质问应该更早由法官席上的前囚徒发出,因此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彭真指示的驳回:如果答应江青的条件,全中国人民都需要集体回避,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曾受到“文革”的迫害。

法庭上的换位之外,更多的是高墙内的聚首:先前由“四条汉子”到“四根棍子”,在领袖扶持之下终究将论敌胡风推至万劫不复境地的文艺理论战线旗手周扬,于13年后步胡风后尘进入了秦城监狱,并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归为“一丘监狱,之貉”。同批系狱的尚有党内主流理论家吴晗、廖沫沙等人。

在京西宾馆当面下令逮捕原中共情报专家、上海副市长潘汉年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十几年后妻子郝治平来到潘汉年服刑的秦城监狱,其女罗点点奔走在和胡风妻子梅志同一条探监路上。

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李锐、陈伯达和李一氓,曾相继入住秦城,师、李共同迎来了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而陈伯达曾负责审查阎长贵案件。

“文革”不是政治穿越剧的唯一舞台。随着新中国的大幕拉开,剧情已经在开演。

1966年初,“年度第一号犯人”师哲从功德林监狱进入秦城之时,牵连他入狱的前国家副主   席高岗已经埋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十余年。而建国之初第一桩政治大案“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另一主犯,上海原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饶漱石已在秦城度过多年岁月,患上精神分裂症,并于第二年重新收监直至死于秦城。

在师哲受到组织审查的第一次谈话里,他被告知自己还与习仲勋的问题有关。这意味着在领袖意图下,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已经和60年代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的事件归并在一起。数年后,在旧日跟随父亲钓鱼的秦城,女儿刘索拉见到了失讯五年的刘景范。

李锐在庐会议期间犯忌,以追随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罪名入狱,又由于曾任高岗秘书,与师哲的案件牵扯在一起。在康生直接操纵之下,一条连缀了建国后十余年间先后发生的高饶案件、彭德怀案件和“小说反党”案件的链条编织成环,把一个庞大的西北出身的千部群体裹挟了进去,牵连万人。

建国初另外一宗“潘、扬反党集团”的主犯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亦押在秦城。由于潘汉年、扬帆与饶漱石在工作地域上的重合和职务往来,案发之初两宗案件已被合为一宗“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完成了这宗繁复无比的戏剧。

各色人等的角色换位和前仆后继,颇有眼花缭乱之嫌,他们的命运在秦城穿越交错,造就了变幻的政治风景。

阎长贵在北沙滩寓所回忆往事时说,“当时受陷害入狱,是大不幸,今夭看来却又是大幸。不入秦城,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不会具有历史价值;不入秦城,以后就可能不自觉作为江青余孽成为‘第三种人’,在拨乱反正后被时代摒弃。”命运的吊诡,让他数十年后仍惊心后怕。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傅洋,可能是对这种穿越感受最深的人。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的父亲、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彭真批示修建了秦城监狱。1967年,彭真被送入秦城监狱,妻子张洁清也一并入狱,下放劳动的傅洋不知父亲下落,直到1972年之后与姐姐一同前往秦城探望父母。1978年,彭真主持了在秦城监狱进行的对江青、林彪集团成员的审判,傅洋也在那年进入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20余年后,成为法律事务所主任的傅洋,手下的著名律师高子程、李庄等常往返于秦城路上,为落马高官提供法律辩护和咨询。他百岁高龄的母亲,曾经的秦城房客,眼下在京城台基厂一座老房子里养病,墙上挂着逝世的父亲彭真的画像。

在傅洋心头,秦城是当代史线索上的一个绳结,历史在这里凝固,也需从此解开。

卡夫卡式的悖谬

负责修建秦城监狱的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冯基平,在“文革”中住进自己修建的秦城囚室后,留下了一句卡夫卡式的名言:“如果知道自己会进来,当时一定把它修建得好一些。”

“坐进自己人的监狱”,是冯基平和大批高千们完全无法预见的。竣工之初,秦城监狱的收容对象主要是在最近的国内战争中失利的国民党战犯,如黄维、杜聿明、沈醉、文强等。

这些人在建国之后,就近关押于各地的战犯管理所,等待刑罚。其中有不少是中共胜利者们的同窗故交,更与大批的国民政府起义、投诚人士有着休戚关联。情感顾忌和统战考虑,使得在国内镇反的高潮中,惩办战争罪犯之锤长期悬置而未曾落下。

1956年,社会主义社会改造完成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对“宣统皇帝和康泽、胡风和饶漱石”这样的反革命“一个不杀”的讲话,改造取代了明确的刑罚,成为战犯们的出路。他们得以解脱于有“斩监候”之嫌的各地战犯管理所,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又在数年后迁入新落成的秦城。

这次“乔迁”之中,主体是战犯,“自己人”如胡风、潘汉年、饶漱石等附带受益。先前的阶级敌人、战场上的生死对手,在这个特殊地点同领囚粮,消泯了阶级仇恨和胜败荣辱。

对于胡风来说,与二三十年前自己用笔做“比首和投枪”挑战的对象们归于一类,在同一座监牢中改造反动思想,并由于“思想毒性强”无权参与集体学习,使得这位鲁迅的嫡传弟子面临了卡夫卡式的悖谬。

“卡夫卡现象”在“文革”中放大开去,是中央书    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成为地处北京的这座监狱中的一个号码68171,是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单人囚室里模仿京剧大花脸狂笑以保持面部活动能力,而他的妻子严慰冰则在咫尺相隔的囚室中互不知生死; 是叶剑英的女婿刘诗昆被勒令在狱中揭发叶帅的“通敌罪行”;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勒令终日坐在囚床上不得躺卧不得放风,直至出狱才得到了丈夫“刘卫黄”在河南去世火化的消息。

这些高干住进秦城,并非因为犯有类似今夭贪腐官员的刑事罪行,而是来自于政治逻辑的悖谬。国民党战犯文强曾隔着窗户听到新来者啜泣,“我们革命一辈子,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

阎长贵的入狱经历,颇能揭示“坐自己人牢房”的心态。他向警卫报告时称呼“同志”,遭到了对方的断然呵斥:“谁是你的同志!”这种被排斥的痛感,即使在出狱多年后仍会暗中绵延,使他至今拒绝再穿黑衣一一囚衣的服色。

更早入狱的胡风,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生命最后几年,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同志”这两个字。回归之间,已是大半生代价。

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