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兵团兄弟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上山、下乡、留守、返城,是一代知青50年来的共同命运。但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因出身、机缘、性格、观念等多种原因,却留下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轨迹——是必然,也有偶然。

我在生活中是比较粗心的,以往的交游也不广泛,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完全冲淡记忆,仍有不少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的人和事在不时地拨动我的心弦,促使我萌发了摄取其剪影的冲动。

显然,记忆,有可能出现偏差;镜头,受制于角度;描述,也有词不达意、力不从心的时候。好在,将要摄录的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即使有欠准确,造成误读,相信也会予以谅解,加以包容的。

于是,习惯性地坐到电脑前,随着双手敲击键盘,眼前的屏幕上流泻出一行行的文字。写谁、写几人、何时写出,都无定准;写深、写浅,是否变形,亦很难说。重要的是开始,一旦开始了,那就随其自然吧!

渐行渐远的六九届兄弟 ——小为

今年,距小为远行已经八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当然,他们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

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

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两毛多钱一盒的“葡萄”“迎春”牌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桦木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效仿。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坡顶的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

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现在单位里的哥儿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间,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挤在一堆照样聚。以后,搬进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他已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后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

“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几年前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建立了家庭。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

只是,他的大嗓门哟,终成绝响……

附笔:

本文起笔于前天,适值入冬以来京城下第一场雪之际。时隔一日,上传至博客,又逢第二场雪的飘然而至。难道,是巧合吗?

雪落无声,润泽大地。我宁愿相信,这是远在天国的小为,给我,给我们,给所有的荒友的回音。

人生“三变”——记小袁

小袁是北京知青,66届初中毕业生。在北大荒的时候,当过武装连的班长,伐木时曾被砸伤过腿(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去了兽医站工作。

如今,他已年过六十,顶上的头发日渐稀疏,乍一看,颇像蒙族歌手腾格尔的模样。但是荒友们依旧叫他小袁——习惯了,总也改不了口。好在小袁对此并不在意,毕竟是四十年的交情了。何况,他的心态始终年轻、决不保守。

年轻与心活,使他多变,多变的人生不乏精彩。

70年代后期,小袁返城,被分配到园林局,从事养花种草、拾掇林木的工作。彼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但禁锢身心的束缚已被打破,向往较为舒适的家居生活的愿望迅速膨胀。然而市面上的相应商品极度短缺,人们的经济状况也还拮据。于是纷纷自力更生,一时间,锛刨斧锯齐上阵,成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准新郎与准女婿下班后的额外劳作——自打家具。

小袁是其中之一,凭着他的心灵手巧,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技艺娴熟的业余木匠。在大部分人满足于市面上流行的模式化沙发、床柜时,他却在样式的新颖与做工的精细上下功夫,从多宝格到装饰柜,其外部形制与内在质量都比家俱店里的大路货强上许多。没有问过他因此增加了多少外快,但他亲手打造的家具确为其居室平添了靓丽,成为造访者艳羡的器物。

90年代,市场经济已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推行。此时的小袁也调至某部队的干休所搞绿化,并不很忙。当时,一大批老干部退居二线、三线,直至完全地离休退休。这些老同志衣食无忧、精力旺盛,便有一些人培养起了笔墨丹青的雅好。于是,心眼活泛的小袁又适时地学会了装裱书画的本领。先是给干休所的老同志裱画,继而名声渐响,便开始承办一些展览、会所的裱画业务。忙不过来时,还曾招收徒弟,单辟工作间,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势。

尽管,小袁本人并不写写画画,但他肯于学习,勤于观摩,有艺术的感悟力。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他装裱的画,已超越了“行帮”的水平,达到了艺术的境界,其质量堪与荣宝斋的裱工相媲美。无论是旧画的揭取、淋洗与接补,还是新作的镶料、配色与装潢,都能做到协调、雅致、平挺、妥帖。因此,军旅作家兼画家韩静霆举办个展,几十幅作品都是请他装裱完成的。不清楚他是否凭此手艺致富,但因此得与文化人、艺术家交往,很使他自豪。西去成都、重庆,南下广东、海南,装裱字画的同时也旅游观光,日子过得颇为潇洒。此时,连他的头发都仿照艺术家的样式,留得很长。

进入新世纪,装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与之同时,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老年社会。无论是离退休的银发一族,还是尚在职场奔波的中年男女,都对养生保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颇能与时俱进,且也年届六旬的小袁又一次华丽转身,毅然结束他的装裱活计,转而拜一名老中医为师,学起了推拿按摩。

小袁是有自知之明的。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全面铺开,而是单兵突进,致力于治疗颈椎、腰椎病的推拿按摩。而这些病,恰恰是中老年人较为普遍的疾病,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同时,他又十分谨慎,懂得治病非同小可。所以,他比当年学做木工、裱书画,更注重深入与系统地学习。为此,他还买了许多中医学方面的书籍,包括医科大学的教材加以研读。显然,他是没有从医资格的,他也没有打算正式挂牌行医。但是,他看重的是学到真本领。一方面,他的家人及亲友的养生保健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当师傅的助手,一显身手。

三十年来,小袁的后知青生活历经“三变”。“三变”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大富大贵,却使他的生活过得充实,且多了几分变数与色彩——对于全靠自己的实际努力来开拓人生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就够了。即使如今已然退休,但每次见面,仍觉不出他有任何的失落与寂寞之感。

这样的小袁,我真不知下一个十年里,他还会祭出什么新招,让我们这些老友为之惊叹,为之欣喜,为之折服!

最后的知青——记老郭头

老郭头,70岁了,冠之以“老”,名副其实。然而,40多年前,他已经有这个名号了。

初时,连队多达一百多名知青。后来,几经缩编,仍有知青20多个。但是,他的性格很怪,下工以后,从来都很少与知青们呆在一起说笑、打闹、喝酒、玩牌,而是喜欢去老职工家串门。

一度,我和他同在一个班排。偶然听说,他在北京丰台的亲人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了——难道,这就是他性格形成的原因?无从深究、不便细问。

总之,没两年,他就经老职工介绍,与一名山东盲流来的女子结了婚。初时,与那户老职工挤在一间屋子内的同一铺炕上,中间仅有一块板壁隔开。一年半载后,才有了自己的窝。

既然成了家,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所以下了工,他更不可能与知青们一起消磨时光了——他要在房前屋后拾掇自家的菜园子,要进深山老林伐取做饭、取暖的烧柴、杂木。

他的个头不高,身形瘦削,与知青在一起时,原本就不多说话。如今,更少了共同的话题。于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大家就笑称他为“老郭头”了——当时,我们对于连队里年龄在五十开外的老职工,习惯上称之为“老×头”。

说不上是尊称,也无贬义,只是觉得他有些显“老”,起码,已从我们“知青”的队伍中淡出,进入了老职工的行列。

近些年来,当初的知青(包括我)陆续有返回连队探望的,而老郭头家是必去的。因为,这是我们连队留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名知青。门前依旧是榛柴棵子与板障隔出的小院,砖砌的小屋分为内外两间,除了火炕、桌椅、橱柜外,没有太多的陈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5月我与几位荒友同他相隔近30年后的重逢:他很兴奋,拉着我的手,搂着我的肩,与我合影;跑进又跑出,要送我们两瓶自酿的蜂蜜。然而坐定下来,他还是少言寡语,问一句、答一句,说他的儿女现在均已离开了农场,去城里工作了。

回程的车里,大家还在议论他。都觉得,他,真的成为“老郭头”了。其实,自照镜子,我们这拨人也都是老头、老太太了。但他,似乎更加干瘦、苍老,皱纹已密布额头、眼角、两颊。因此,唏嘘、感慨,发自内心深处的都是对他的同情。甚至议及,能否帮他联系,办回北京、安度晚年。但过后,静下心来,有时我又对我们的这种反应与想法产生了怀疑——

他需要我们同情吗?而且,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他表示同情呢?

在那些年里,当大部分知青为了渺茫的返城可能而压抑人的本能与天性时,他已在应该开花、结果的年龄享受人生了。当很多荒友在烟酒、牌局与无望的等待中瞎折腾、苦作乐、哼唱《知青之歌》(任毅)时,没准他正沉浸在小家庭的温暖中享受男女间的甜蜜呢。

有一次,晚饭后,连队知青临时有会,我去通知他。边招呼,边推门,才发现他是躺在被窝里与我应答的。一时间,进也不妥,退也不是,尴尬中,抬手看表,时针还未指向七点。

如今,当我们都已步入老年,还要为儿女的工作、住房等事操心时,他的孙子、孙女已经背上了中学生的书包。此情此景,怕是该我们羡慕他,并被他同情吧?

的确,作为留守连队的最后一名北京知青,他似乎是孤独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早在40年前,他已融入了老职工的队伍,何谈孤独?再说,知青回城之后,也都流云星散于都市的各个角落。在陌生的环境里,以他的性格,也许反而会日子难过,无所适从,心情郁闷。

的确,地处北疆、山区,没有太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但是,通电话,不妨碍他与外界的联系;有电视,能看得到外部的精彩——这就够了。而我们虽是身居现代化的都市,几年来又去过“鸟巢”(国家体育场)、“鸟蛋”(国家大剧院)几次呢?

当年,他种过参,此后,一直是养蜂,蜂箱就摆放在他家屋后的林木旁。风霜雨雪催老了他的容颜,但他的腰板始终是硬挺的。当城里的人们困扰于种种的环境污染时,他却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所赐予的新鲜空气,而且,他酿造的蜂蜜还在服务社会,造福众人,变现为相应的经济收入。

我们不是他,焉知他的内心不是平静的、淡然的、满足的?

13年前,我就见他家中的墙壁上挂有一幅立轴,上书四个大字:“笑口常开”。外加两行小字:“满堂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前年,又有荒友去他家,仍见此轴高挂于原处。是生活的写照,还是内心的向往,抑或精神的支柱?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既然,每个人的一生,最终都是用他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既然人与人的生活轨迹不可能完全一样,那就尊重各自的选择吧!

补记:

2015年8月,我又返北大荒,再次见到了郭增厚。连队的老屋还在,但他和妻子已经搬到了团部新建的楼房。两口人,两居室,足够宽敞的。年近七十,不再养蜂;生活安定,依然康健。较之过去,似乎多了些话语。这不,他也用上了智能手机,在我连的微信群里发出了他的声音。看来,我们的老郭头越活越年轻哟!

阿良之死

西哲云:性格即命运。

40年前,我和上海知青阿良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某团19连队的同一个班组里共同生活、劳动。此前,他在6连,我在11连。

白天,一起出工。论干活,阿良决不偷懒,但多数人还是不太愿意跟他搭伙,比如伐木。两人各握住一米长的大锯的两头,你推我拉,关键是协调得好,方能拉的痛快,推的省力,张弛有度。反之,双方的劲儿都拧着,自己跟自己较劲,累且不说,还不出活儿。偏偏阿良在这方面有些迟钝,力没少出,汗没少流,倒把对方急个要死。

晚上,总有那么一个时段,他独自一人坐在炕沿上,掏出个小本子记账。其实,无非是今天买管牙膏,明日添块肥皂之类几角几分的支出。于是引来同宿舍几个调皮的小龄知青有伤其自尊的调笑:

“攒了多少钱啦?”——有人抢过他的小本子,挥动着。

“衣柜会有的,箱子会有的”——有人篡改《列宁在十月》里的台词。

但是,每遇此种情形,内向、木讷且宽厚的他,只是“嘿嘿!嘿嘿!”应付之。

不过,待到无人搅扰时,他也会突然冒出一声长叹,呆坐多时,似在考虑当时许多大龄知青都在面对的问题。

偶尔,会与我闲聊几句。毕竟都是老高中,但却没有深谈过。

一年以后,工作调动,他又去了22连。自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只是陆续地听说像许多大龄知青一样,他也在尔后的几年里解决了婚姻问题,且把家安在了团部;往后,又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随妻子迁往了辽宁。在那里,再没有他的上海同学、兵团荒友了。

按说,一切都在重新起步的80年代,理应能够开启他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然而——再听说他的消息,却是死讯:

那一年的某一天,他只身一人,离家出走,返回了兵团,在我团6连后面的深山里,上吊自杀。待到多日后,偶然上山的6连职工发现他时,他的遗体早已僵硬,脸上的肉也让老鸦叼光了。

多少年了,我和他过去的同学、荒友,一次又一次地思索:在他孤独一人,决然踏上不归之路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呢?

他要自杀,表明他已对人世不抱什么希望。但他还是选择了6连,作为他的最终归宿之地,却又说明他还有留恋。毕竟,6连是他当年他远离上海,奔赴边疆,最初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曾经集中了一批上海知青,包括他的同校同学。以他孤僻、自闭、怯于交往、难于适应新环境的个性,也许只有在那段时间里,在他上海老乡、同校同学聚居的氛围里,才会稍许觉得自如,才会感到生活的乐趣。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太短。虽短,却成了他最后的留恋。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当年,我曾在速写本上为阿良画了两张头像。如今翻捡出来,竟发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难道冥冥中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长脚之命

去年,有机会与上海知青聚会,谈及阿良,依旧是震惊、唏嘘。慨叹之余,各述平生。其中,人称“长脚”的荒友,其际遇令人感触良多。

当年,去兵团后不久,连队指导员找他谈了一次话。那话,说得十分直率:

“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太复杂!所以,你不要指望有提干、上学……的机会。”

“听后,如同五雷轰顶!”40年后,当长脚追忆往事时,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感受。“几乎崩溃,痛苦至极。”

细想,当时的他,刚刚二十一二岁,满怀大干一番的理想抱负,从都市远赴边疆,从学校进入社会,这样的断语,无异于永无出头之日的判决。命运,对他是何等的残酷!

“然而,现在想来,我还是要感谢那位指导员的。”长脚接着说。“因为他的坦言,使我摈弃了年轻人都可能有的对前途的一切幻想。我知道,对于我,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干活,拼命地干活。”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后来调到变电所。

汗水,没有白流;付出,终得回报。北大荒的老职工、同一单位的大多数,对他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何况,他毕竟是学校里的高才生,除了苦干,也会动脑。因此,无论是在农业连还是变电所,他都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很出色。虽然当不了干部,上不了大学,但是,工作先进、技术革新的奖状没有少拿。

80年代初,他也回到了上海。然而,返城的知青仍然面临着待业的困境。尽管“文革”已然结束,但血统论的遗毒尚未清除干净。所以,他对就业的前景毫不乐观。

可是,有一天,他居然收到了某军种政治学院的招工录取通知。惊喜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当年,与他同时待业的知青成千上万,出身红五类的也不在少数,何以单单挑中了他呢?而且还是政审更为严格的部队院校?疑惑归疑惑,他还是欣然前往。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才间接听说,当年前往知青办招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政工,在一大摞待业知青的表格中,一眼看到了长脚的照片——俊朗、英气,还透着成熟,于是便抽了出来,作为首选。当然,在随后的细审中,那一次次的获奖记录才是最终录取他的关键所在。到了这一步,出身问题也就在“重在表现”的前提下不再成为障碍。

“如果不是头一眼看中,有了最初的好印象,怎么挑也轮不到我呀!”如今,作为该校的业务骨干而退休的长脚,在回述当年时,仍然感谢冥冥中幸运女神的眷顾。

命运,这一再出现在长脚人生路途中的精灵,谁能说得清呢?

性格乎?命运乎?抑或……

2007年8月,长脚特意返回北大荒,探望他的第二故乡。特意为他工作过的变电所留影。变电所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人呢?如今的他依旧是目光炯炯,英姿不减当年。

附笔:

长脚与阿良是于1968年8月,坐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的同校同届同学。

“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X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他们为何早逝?

2010年7月11日,本应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因为,41团知青共同编写的书——《青春长歌》运抵北京了,我们19连北京知青将要为此而聚会。

17时整,大部分荒友都已到了,我把订购的书分送给大家。人手一册,翻看图文,互相交流着彼此的记忆。但原本说好要来的胜利却迟迟未见踪影。

17时13分,手机响了。

“叔叔,今天晚上是有知青的聚会吗?”一个陌生的声音。

“是呀!你是?”我有些惊讶。

“我是张胜利的儿子……”声音里已经有了哭腔。

“怎么啦?!”我站了起来。

“今天中午,他,他去世了……,是,是心肌梗……”顿时,我懵了,脑子里一片混乱。仅仅就在一个月前的6月4日,我们这拨人还在这家酒店一起聚过——与来自牡丹江的荒友老邓畅叙一切。当时,胜利非常活跃,与大家伙儿耍贫嘴逗闷子,一如过去的几十年。怎么,怎么会呢?

我看着在座的荒友,荒友也都看着我,全楞了。

这是怎么啦?

2009年2月13日上午,小为在与喉癌搏斗了半年之后,不幸去世。

2009年10月11日中午,苗子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亦不幸去世。

如今,胜利也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这是怎么啦?

还不到一年半啊!光我们19连的北京知青,就走了三位。而且,都是1953年出生的69届初中毕业生——他们可是连队中最年轻的知青啊,都还没有活到六十岁!

老天对他们何其不公!

进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尝过饥饿的滋味;升中学时遇上“文化大革命”,除了运动就是运动;待到十六七岁的年龄,又都一锅端地去了兵团。尚未成熟的心智,却要远离父母、家乡、学校;尚未长壮的身板,却要扛麻袋(二百来斤,上三级跳);下煤窑(背煤块,完成指标),炸石头(面临哑炮的险情),抬原木(往往闪了腰、伤了腿)……如今的早逝,是否与当时身心健康的预支与透支有某种联系呢?

在视知识为粪土的年代,69届被冠以“知青”的名号下乡了。可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学历是小学毕业。而当“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回城知青全都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时,他们的先天不足,显露了出来。

比起老三届(毕竟在较为正常的环境里,受到了较为正规的一至六年的中学教育),大多数69届毕业生的人生之路似乎更多了些不确定的因素。不了解别的人,但他们三位,回城后的日子都不太舒心。苗子一直在打零工,虽然能打一手好球(在什刹海体校做乒乓球陪练,仍属临时工),写一笔好字(据说,他的书法颇受好评),却没有医保、没有社保。胜利虽然有正式工作,但近些年来单位的效益不好,退休前的月薪只有八九百元。至于小为,经济条件比前两人强一些,可其心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70年代末,曾在北京西单东南角的打字机行见过正站柜台的苗子。但是后来再去找他时,已经离开。从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从别人那里才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至于小为和胜利,几乎每年都能见到,所以,他俩的解忧方式我是清楚的——惟有杜康。尽管,北大荒人没有不喝酒的,但是,年龄不饶人。何况,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酒的杀伤力必然会在无形中放大。所以,每次聚会,我都劝他们少喝一些。然而,徒长了几岁的我的劝说究竟能有多大的效能呢?语言的苍白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是无力的。

2010年2月12日,我写过一篇博文《渐行渐远的兄弟,一路走好!》,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小为。没有想到,世事无常,仅仅五个月后,我又不得不写下上述的文字。

在这里,我只能地对胜利说:兄弟,一路走好!从此,我再也不会劝阻你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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