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帝国主义敌人就在你身边:苏联的反美宣传与政治动员

作者=赵玉明

来源=《俄罗斯研究》


众所周知,1947年下半年苏美冷战爆发,时间转至1991年,因苏联解体,笼罩全球的冷战成为过去。但冷战史的研究并未随冷战一起走进历史,而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呈现出研究方法不断细化与视角日益多元之势。冷战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起来的

对于苏联而言,它所进行的“文化冷战”,就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塑造与宣传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借此赢取民心,稳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而其进行的“文化冷战”的载体之一就是反美宣传。学界早已熟知,自二战结束后,苏联便开始进行反美宣传,其特点是苏美关系关乎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即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是苏美关系好坏的晴雨表。但是反美宣传的相关具体层面,如反美宣传机制的梳理、宣传效果的评判等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尚缺乏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1949年前后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通过解读其掌控下的国内外反美宣传,来探究其与文化冷战之间的内在关联。

 冷战爆发与中央宣传鼓动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震撼世界的“铁幕演说”,即题为《和平砥柱》的长篇讲话。对于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中国学者桂立认为:“如果他(丘吉尔)未能促使美国与之结盟的话,那么,他却能成功地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煽起猜疑和对抗。”同月13日,在回答《真理报》记者提出的“丘吉尔的言论是否会给和平和安全带来危害”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丘吉尔先生现在正站在战争煽动者的立场之上,并且丘吉尔先生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这番话意味着,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从西方散发过来的要孤立苏联的气氛。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国策。至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正式出台。这份《国情咨文》连同大名鼎鼎的“铁幕演说”以及乔治·凯南的电报一起,清晰地表达了战后英美遏制苏联的战略意图。同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从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谋求世界霸权,苏联则是它谋求霸权的主要障碍”。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该电报是诺维科夫发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但是其内容却是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亲自授意下写成的,“因此电报基本上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与政策”。诺维科夫的这封电报可视作苏联方面对英美冷战言论针锋相对的反应。

如上所述,英美苏领导人之间紧锣密鼓的言论交锋与此一时期苏美之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争执都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英美苏反法西斯同盟的大国合作,开始转向战后的苏美两大阵营的集团对抗。面对这一形势,尤为重视意识形态宣传的苏联掌舵者斯大林有如下考虑:需要对先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径与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这是对二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进行考量之后的结果。在斯大林的授意与直接指挥下,冷战爆发后,苏联掀起了多项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反美宣传活动直指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体制。可以说,战后苏联大规模、有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帷幕的拉开,是与苏美冷战爆发直接相关的。

在梳理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简略了解苏联的宣传系统和机制。在苏联,统筹和掌管整个宣传工作的是党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中央宣传鼓动部并不承担具体的宣传事务,而是为整个苏联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掌舵和领航,是各项反美宣传活动的制定者、发起者与监督者。承担反美宣传具体工作的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党政部门、通讯社及各种出版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文学艺术作品等,通过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来构建主流政治文化,同时揭露和抨击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与反苏宣传活动。这些受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的部门和机构,必须定期、如实地向其汇报工作,而中央宣传鼓动部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部门,则直接向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负责。

二战后包括反美宣传在内的苏联宣传鼓动工作,是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内部调整与全苏意识形态机关整顿开始的。1946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决定创办附属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文化与生活报》(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给它设定的基本职能是“批判各个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不足”。正是这份通报宣传系统内部工作状况的报纸,在日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月18日,掌管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亲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他在讲话中说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严重不足和巨大失败……要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要求宣传鼓部迅速改正错误并改善工作,加强宣传鼓动机关的人员配备。同年10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决议,批评苏联通讯社(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反苏宣传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没有将力量用在战后英美反苏运动的反宣传上。”

研究这三份旨在促进与强化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决议出台的动机,必须考虑到当时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战争后期,广大军民冲出国门,转战欧洲,在与盟军的交往中,在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耳濡目染,又了解了西方科技文化及其成就,在头脑中发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这种思想情绪的特点,曾被一些评论家、历史学家称作‘新十二月党人’思潮”。从我国著名苏联文化体制研究者马龙闪的这段分析及相关论著中,我们不难了解,在二战期间迈出过国门的苏联公民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感,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为浓重的向往西方式自由的倾向。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思维模式下,既然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用文化与科学技术繁荣来证明,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与落后也是可以用各种道德败坏行径来进行暴露和揭发的。安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掀起反美宣传,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自然结果。因此,压制这股思潮,首当其冲成了战后苏联宣传工作的急务。而其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掀起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将自由化倾向扼杀在萌芽之中,以此从思想根基上巩固社会主义体制。而当时苏美之间时有龃龉,这就给掀起反美宣传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与切入点。在这种情况下,挑选精妙的素材进行加工用以反美宣传,就成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苏联的反美宣传措施

 

(一)反美宣传的开始

1947年9月25日,日丹诺夫在第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明确指出“战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日丹诺夫同时严厉斥责了英美的“扩张主义”,并罗列了其大量反苏的“事实”。对此,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宣言标志着苏联正式进入冷战总角逐。在文化方面,中央宣传鼓动部开始出台相关措施。

1948年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呈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美国时事评论家斯基尔(И.Стил)《美元内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在美国得不到出版,是因为该书揭露并批判了美国当权集团的外交政策。其若能出版,对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是极为有益的。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诽谤,最好先由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然后再翻译成俄文出版。由一个美国人来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并且冠之以《美元内幕》的耸人标题,加上苏联宣传的大力配合,再联系到当时美苏之间因马歇尔计划和柏林问题的龃龉而引起的明争暗斗,这种宣传方式与技巧,无疑会增强苏联民众对于美国统治阶层正在进行金钱外交的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期望的印象的达成,并不是由偶然因素所造就的,而是穷尽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资源所进行的政治动员的结果。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А·В·法捷耶夫(А.В.Фатеев)所总结的那样:“苏联为了建立便利的对信息的控制,宣传者拥有所有的先决条件:经验,国家对大众传媒以及信息本身的垄断,公民对当局和报刊报道的信任,低水平的公民政治文化和文化程度,对西方传统的不信任。”

1948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文化活动家参加捍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的这份决议中指出,文化活动家们参加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法共中央发起的捍卫和平代表大会,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要支持他国提出的抗议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倡议。该代表大会于8月25日到28日在波兰的弗罗茨拉夫(Вроцлав)市举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关全力进行了宣传报道,尤其用浓重的笔墨揭露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行为,来为反美宣传升温与造势。但令人费解的是,8月27日塔斯社(ТАСС)记者在报道大会活动时引述了参会代表们之间流传的走廊传闻:“英美代表并不喜欢作家法捷耶夫(А.А. Фадеев)的报告,以及爱伦堡(И.Г. Эренбург)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尖锐口气。由于上下文的缺失,笔者无法断定该记者引用这番话的意图何在。但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当局对法捷耶夫和爱伦堡在大会上针砭美国的发言是满意的,否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不会在1950年5月30日再次通过决议委托法捷耶夫组建和平保卫者代表大会常委会,并任命爱伦堡为副主席。实际上,政治局的决议、文化活动家捍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事后的宣传报道,共同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美国是反动文化的化身,它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而苏联则是进步文化的代表与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守护神。就文化冷战来讲,就是找出美国政治体制、内政外交及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与积极正面的苏维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来达到让苏联及西方民众认同苏维埃文化,自觉抵制美国文化侵袭的意图。

 

(二)反美宣传的高潮

1949年3月1日,是冷战初期苏联反美宣传活动中的一个战略节点。因为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了名为“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计划措施”的计划。该计划详细规定了苏联各大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的反美宣传内容,要求苏联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创作文艺作品用于反美宣传,组织文艺界和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揭露美国内政外交真相、特别是侧重暴露美国生活方式的文章。实际上这份文件不仅是全面的反美宣传的指导性总纲,还是各个宣传部门具体反美措施的细则。因为在这份文件中不仅详细列出了诸如“美国文化的腐朽性”、“教育危机”、“科学为垄断组织服务”等反美宣传题材,而且已经汇总了一大批揭露美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作品选题,要求突击制作并出版。

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要求突击出版《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实际上,探寻这本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的作品的问世历程,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和苏联对文化冷战的重视程度是极为有益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由文学报出版社根据英文译出后于2月12日出版。该书作者美国人比卡尔(А.Бюкар)的身份和经历颇值得注意:“一个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信息处工作的、有着斯拉夫血统的年轻女人,因爱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演员而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斯大林阅读该书后在封面上写道:“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什么时候问世?”与此同时,《真理报》就《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发表评论说:“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再一次使我们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时刻牢记揭发反民主帝国主义阵营特务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的批示与《真理报》的宣传攻势配合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遂出台了3月19日决议,限令外国文献出版社在4月1日前用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该书各一万本,并且俄文版要在2月11日出版一万本的基础上,加印二十万本。根据这份档案所附的解释,本书之所以要“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正是要影射“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从这一点来看,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广该书,就是要在苏联及西欧民众心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名噪一时的凯南电报提出人、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是策划反苏阴谋的间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相较于苏联对美国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汹涌势头,对乔治·凯南的形象刻画只能算是一朵浪花。

4月1日,苏联作家协会也加入到反美宣传的阵营之中。根据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安排与部署,苏联作家协会拟定了加强反美宣传的草案。该草案颇为详细,笔者仅略举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保证有关文艺作品的出版,创作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来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第二,从1949年到1950年,出版10到15本由相关人员所撰写的、旨在揭露美国生活方式与展现美国劳动人民贫穷状况的纪实著作。第三,准备出版一系列选集,包括《美国生活方式》(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国外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за рубежом)、《美国人眼中的美国》(Америка глазами американцев)、《俄罗斯进步活动家论美国》(Русск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деятели об Америке)和《进步美国人反对战争贩子》(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等。第四,苏联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反美题材的剧本《注定要失败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肤色》(Цвет кожи)、《冷战》(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和《广场上的狮子》(Лев на площади)。第五,准备再版如下书籍:《战后西方》(На Западе после войны),《在日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в Японии)等。从苏联作家协会这份冗长的草案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反美宣传是一场精心组织、持续进行、涵盖广泛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份草案经中央宣传鼓动部审核后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并实施。

相较于之前的反美宣传,这一时期的急行军式的突击反美宣传活动的特点,是斯大林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追求书稿的出版速度和反美作品的数量。有一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作家什巴诺夫(Н.Н. Шпанов)于1949年3月29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标题为《关于两个问题》的信。他在信中抱怨道,他的书稿《战争贩子们》(Поджигатели)早在1947年就交给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但至今还未得到出版,该书的内容是揭露英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且正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4月20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说是已经调查清楚相关情况,《战争贩子们》将在近期内出版。作家什巴诺夫的书稿长期被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搁置,却因他的一份申诉信和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介入,得到了立即出版的待遇,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其爆炸性的内容契合了此时反美宣传的基调。

5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呈送给马林科夫(Г.М. Маленков)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详细罗列了一系列正在创作的反美题材的剧本,以及近期内要上演的反美戏剧。6月17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上呈马林科夫的报告记录中写道: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反美宣传计划已通过审核,并报中央批准实施。同年10月6日,应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要求,艺术事务委员会向其提交了关于反美宣传实施情况的报告。10月1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了反美宣传的阶段性总结报告。报告中宣称:近期内在各大剧院上演的反美戏剧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艺术事务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更多的剧目。这些措施的密集出台,给人的观感就是,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都极为重视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反美宣传。这种对美帝国主义“恶感”的刻意培养,犹如敏锐的传感器,深深烙印到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主导了苏联民众对美国的认知。

另外,“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等境外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恶毒”宣传报道,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高度重视。1949年6月28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要加快无短波收音机的生产速度并增加其产量,1949年生产11万台,1950年要生产40万台,以作为与境外反苏广播斗争的工具。关于苏联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大致方向与内容,可以从1949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的 “关于1949年10月境外宣传报告的选题计划”中了解到。在该计划中,10月苏联在境外所进行的宣传报道应侧重六个方面,其中第三点是:就“帝国主义阵营从经济危机走上军事冒险之路的出口”进行宣传报道,重点揭露帝国主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和其准备发动新的战争的计划,尤其要刻画出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及其走狗铁托(И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等人的战争贩子形象。其实只要联想到苏美两国在西欧剑拔弩张的国际局势,以及此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决裂与对峙,就不难理解苏联宣传机构为什么要开动全部火力来宣传杜鲁门、丘吉尔和铁托是战争贩子了。这种对英美等敌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丑化,与反美宣传的突击性一起,构成了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显著特征之一。

冷战初期,电视在苏联尚未普及,看电影还是当时广受民众喜爱的娱乐与消遣方式。利用电影的普及性和影响力,也是苏联进行文化冷战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因此,遴选优秀的电影题材来进行反美宣传并达到预期的效果,遂成了中央宣传鼓动部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1949年7月19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呈送给斯大林关于“发行反美题材电影”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将高尔基的小说《黄色恶魔之城》(Город Желтого Дьявола)和上文提到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并称已经安排好拍摄与上映的时间表。高尔基的这篇小说能被改编成电影的最大动机,恐怕是小说描述了他的美国之行的内容,以及在文中表达了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鄙夷与讽刺,极其适合作为此时进行反美宣传的素材。由此可见,对高尔基小说的改编与上映,已被视为中央宣传鼓动部实现其宣传效果的上佳途径。而已经用俄英法德西五种文字出版并在苏联和西欧大力推广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此时又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建议下改编成电影,其受到如此青睐和重视的原因,据分析,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内容是揭露美国驻苏联外交官是间谍且大搞反苏阴谋活动,具有煽动性与爆炸性,值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统一筹划下以纪实文学、电影乃至戏剧为载体来进行连续性的反美宣传。第二,《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达到了比较理想的宣传效果,在苏联乃至西欧民众的意识中成功塑造了美国外交人员的丑恶形象。此时将该书改编为剧本,对于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会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

除了有组织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宏大宣传活动以外,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还非常重视清除妨害这些反美活动的因素。例如,1949年12月12日,前《真理报》工作人员马吉德(А.С. Магид)写信给斯大林,强烈建议加强苏联公民的警惕性。马吉德在信中说,读了昨天真理报关于帕克所著(Р. Паркер)的《反对和平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мира)一书的评论后了解到,“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各个地方都活动着下流卑鄙的英美间谍,他们正在窃取国防机密并传播反苏流言”。继而他表示要“对于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以及我们所有人大声呼吁:警惕性,警惕性,还是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在党的路线中,在职业组织中都需要警惕性。”当然,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提高警惕性或反对美国的,并不只有马吉德一个人。1951年5月24日,马林科夫收到了自称是《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杂志读者的来信。读者哈尼科夫斯基(А. Ханьковский)在信中认为,不久前发行的《美国画报》第46期所介绍的美国普通工人家庭的收入状况与日常生活,企图给苏联读者描绘一幅虚假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美好画面。作者说道:“……逼真的图表,虚构的数字与事实,将现在的美国描绘成天堂(рай)和理想中的黄金国(Эльдорадо)。……我坚信,美国画报的虚假宣传是我们进行反宣传(контрпропаганда)和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绝佳材料……”。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根据我国学者赵丽杰的研究,《美国画报》在苏联民众中是极受欢迎的,发行量虽然只有五万份,但是影响却非常大,在黑市上它的价格经常达到发行价的三倍就是明证。实际上,这两封信虽然是写给最高领导人的,却是假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之手传递的,这两封信既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反美宣传效果的体现,也是刺激斯大林、马林科夫以及整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将反美宣传持续下去的诱因。由此可见,宣传主导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对于此时中央宣传鼓动部控制和推动的反美宣传,是极合时宜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宣传鼓动部一方面重视反美宣传,另一方面不忘将不利于这种宣传的因素彻底剔除。1949年7月26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报告,表示支持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提出的将杰博林(Г.А. Деборин)所著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一书从苏联各图书馆中清除的提案。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在提案中指出,该书“含有大量的严重政治错误,千方百计地粉饰英美在二战期间的政策,掩饰英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原因,夸大英美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的作用,贬低苏联的贡献和作用……”。不难理解,提案中所指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一书对英美在二战期间作为的描述,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反美宣传的基调的。这表明,在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背景之下,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主导的这一场宣传攻势,一方面要极力塑造美国的敌人形象以激起苏联民众的警惕性与对美国的敌意,另一方面则要极力掩盖与清洗对反美宣传不利的信息。

除了上述反美宣传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策划与掌控下,从1949年到1951年,密集的反美宣传活动和措施一直在延续。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外,还有诸多具体措施。例如,1949年3月19日苏联作家协会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称,正准备写作有利于揭露美国真面目的剧本《高尔基在美国》(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要求相关机构给予支持和合作。5月17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作家马克·威廉姆斯(Мак-Вильямс)的《哀伤之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准备由外国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列入早就策划好的反美著作清单的。6月2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称,经审查后认定,《美国的劳动与资本》(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一书可以出版,可用来揭露美国工人阶级和黑人的现状,暴露美国关于“美国生活方式”宣传的虚伪性。中央宣传鼓动部同一天呈送给马林科夫的另一份报告称,经过审查和改正不足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一书可以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批判“反动性质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其作为意识形态基础来谋求全球霸权的扩张计划”。

在组织密集的反美宣传的同时,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对宣传品的质量也有着相对严厉的管控,即并不是所有的反美题材作品都能轻松获得其首肯的。如1949年6月23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称,经过审核,认为米纳耶夫(В.Н. Минаев)的“旨在揭露美国间谍机关犯罪活动”的《美国盖世太保》(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гестапо)一书充满了作者的“想象与杜撰”,因此不宜出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作品上。1949年9月2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同意作家出版社提出的爱伦堡创作的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小说《美国之夜》(Ночь Америки)中的诸多缺点与不足,并支持作家出版社提出的该书稿只有在修改后方可出版的建议。在笔者所掌握的档案文献中,有不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否定反美题材文艺作品的事例。以上两例说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的反美文化宣传,不仅攻势凌厉,而且务求质量上乘,既要求数量庞大、方式多样,又对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方向有着严格的管控,尽量避免充满杜撰与想象或者内容不够深刻具体的作品问世,以免带来反作用。

 

冷战中的双边宣传与鼓动

 

限于篇幅,笔者难以继续罗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操控下的苏联反美宣传活动。这种炽热的、有组织的反美宣传活动,在1949年达到顶峰后逐渐降温。

如今再来回顾与评判这段历史,首先可发现,此一时期苏联所进行的激烈的反美宣传,带有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爆发冷战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特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反美宣传的方向、内容与程度。就直观而言,冷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苏联的意识形态乃至苏维埃制度描绘成“邪恶”的负面形象,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需要对此进行意识形态反制。企图借助大规模的反美宣传,以各种方式和载体来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的腐朽与落后,这样便可以间接证明美国及其政治制度的对立面——苏联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确性。这是冷战爆发给苏联带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从本文的视角——文化冷战来看,这种以宣传和鼓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对抗,有别于此时苏美围绕柏林问题以及朝鲜战争等问题所进行的激烈的政治角逐与强硬的军事对峙,是一种非直接接触的软较量和软竞争,即在文化层面上的对抗。它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性的宣传报道来影响民众心理,进而使其作出有利于本方的判断,并进而采取相关的举动。具体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推动的文化冷战,就是在大力进行苏联爱国主义宣传的同时,一再掀起反美宣传的高潮,通过强化宣传与鼓动,在苏联民众的心理与潜意识中造成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一思维定势,那就是像法捷耶夫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前的状态、垄断统治、法西斯主义、文化和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堕落、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种族歧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科学、媒体腐败、犯罪率增长、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为达成此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盟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必然导致的分裂。”。

引人注目的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主导下的以苏联普通民众为受众的反美宣传,是以整个苏联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为前提的,而且发动了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体制与文化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全面有序的宣传鼓动攻势来贯彻“反对美国”这一宗旨。在此起彼伏的宣传攻势下,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与普通苏联民众,从上至下,要么主动投身其中摇旗呐喊,要么通过不断表达政治立场的坚定与正确来被动唱和。从总体上说,得益于与外界高度隔绝的苏联政治环境,而且在“具有丰富经验和光荣传统”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借助于被垄断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并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发动一波接一波的强势宣传攻势,一方面实现了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的营造,一方面利用这种反美宣传在民众心理中完成了“敌人”形象的构建。笔者认为,这相辅相成的两面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对于此时的反美宣传而言是成功的。

进而言之,这种被宣传出来的“敌人”形象,在苏联民众心理中强化了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并由此导致对美国的普遍厌恶与憎恨心理,构成了这一时期苏维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一特征的实质,就是上文言及的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腐朽与落后的反面——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及政治文化的合理。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冷战的勃发与兴盛,足以印证苏美之间所进行的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总体对抗,双方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对抗,而且都试图在文化层面与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对抗寻找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这一层面可以如此理解苏美文化冷战爆发的逻辑:双方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经济对抗的同时,还在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输出与对抗。围绕这种输出与对抗,各方不仅要积极论证本方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且要极力否认对方的合法与正当,由此产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这就是文化冷战。

再回到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可以看到,相对于以后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此时高潮迭起的宣传浪潮不仅具有鲜明的突击性,而且深深烙印了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的个人特征与时代烙印。对反美宣传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度重视,可以从这一时期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多次演说中发现。而意识形态宣传高潮退去之后的后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再也没有掀起如此高度和烈度的反美宣传活动。同时,电视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也迅速改变了以报刊杂志为主的宣传方式。苏联普通民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机会的增多,也使得这种封闭式的宣传活动所能达到的效果再也无法和以往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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