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高级将领关键时刻却紧跟张国焘,他叫何长工

有一个人,在红军时期地位很高,先后担任过红8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红9军团政委。

他就是何长工。

1918年,何长工与毛主席在北京的留法预备班上结识。何长工的足智多谋、比较健谈,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长工原名何坤,毛主席依据他在长辛店做过工的经历,为他改名为何长工。希望他人如其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扛一辈子长工”。

何长工是湖南华容人,1900年生,与张闻天、李富春、蔡畅、曾中生、开国大将徐海东、开国上将周士第、朱良才、傅钟等同龄。

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高级将领关键时刻却紧跟张国焘,他叫何长工

何长工

1919年,何长工在北京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底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高级将领关键时刻却紧跟张国焘,他叫何长工

1921年,何长工(前排左3)等旅法学生在圣·日尔旺公学合影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长工经组织安排,到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工作。不久,他参加了秋收起义,并设计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战过程中,他奉命到长沙联系上湖南省委,又到广东韶关犁铺头找到朱德、陈毅,使朱德、毛主席两支部队取得了联系。

1928年,何长工被毛主席派到王佐部队做政治工作,将王佐所部改造成了人民军队。

这一时期,何长工最受毛主席的赏识和信任。

1929年6月,何长工任红5军第5纵队党代表,率部开赴鄂东南,建立湘鄂赣边根据地,红5纵队由近千人很快发展到6000余人,一度比红5军其他四个纵队红军指战员的总和还多。

1930年6月,红三军团组建时,红5纵队编为红8军,何长工任军长。

8月,红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成立总前委,何长工任总前委委员。

1931年秋,何长工在瑞金参与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秋,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为党和军队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遵义会议后,何长工任红9军团政委,和军团长罗炳辉率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重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北上南下”之争中,何长工支持了张国焘。

支持张国焘本来不算啥,但何长工是中央红军的人,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据与蔡威、王子纲并称红四方面军"情报三杰"的宋侃夫回忆,在两河口会议上何长工劲头很大,明确反对中央的路线,对毛主席很不敬,大喊打倒之。

时任红32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黄火青回忆:“……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如果由我出面带起队伍来反对张国焘,我们只有2000多人,带走还是有把握的。但考虑到我军所处地势十分不利,向东走有胡宗南30万大军阻击;向西过大渡河是藏族地区,天寒地冻,孤军深入,死掉一个就少一个;向北进,张国焘的部队堵住了去路。此外,最大的困难是周纯全把电台给带走了,我们没有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考虑来考虑去,只有暂时违心地表示赞成南下。心想到了天全、芦山等汉族聚居地区后,如果张国焘投降蒋介石,我们就带队伍打游击去……”

对于这段历史,何长工自己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表述的:毛儿盖会议后,我红9军团改为32军,划归左路军,“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

当时对张国焘跟得紧的红一方面军将领除了何长工与罗炳辉,还有萧克。

毛主席最信任的红军高级将领关键时刻却紧跟张国焘,他叫何长工

1960年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向毛主席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我党的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和张国焘两人既参与了建党,又参与了建军,都是有威望的强势人物。当时的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了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何长工的名字在第二次预选中被划去。后来何长工对之的解释是:“有人问我,何长工同志,你是井冈山会师的有功之臣,资格那么老,怎么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呢?我对这些人说,毛主席曾经对我说过:长工同志,中央委员会不是同乡会,中央委员会里湖南人很多。”

建国后,何长工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1952年任地质部副部长、地质部党组书记(部长是李四光)。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随后在新华社发布的何长工生平简介中,有“卓越的军事家”之誉。(刘继兴)

评:解放时期,那样多的前辈牺牲了,有的连尸骨都没有,是不是他们的子孙更应该享清福呢?为什么没有,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制度能保护牺牲者的利益,活下来的也许很多都是胆小鬼、逃兵。可是他们却成了利益最后的获得者。他们是为了人民幸福还是为了自己子孙们的幸福奋斗呢?有人思考过吗?只要特权存在,这个社会说再多也是垃圾,让人恶心,我们有什么资格骂美国日本呢?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mmexport1555209792839

发表评论

您必须 登录或注册 才能发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