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改强拆里强势的行政权与无力的司法权

摘要:从漯河市棚改系列强拆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个行政权强势主导下,司法权是多么的无力,而法律救济无力,又将给民生带来什么。

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契机的新一轮城镇化运动,像在强力行政权主导下的所有运动一样,一旦进入快车道,法治就会显得苍白。

▲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契机的新一轮城镇化运动,像在强力行政权主导下的所有运动一样,一旦进入快车道,法治就会显得苍白。

自2016年以来,河南漯河市怵目惊心的系列强拆案依然在进行中。以城市棚户区改造为契机的新一轮城镇化运动,像在强力行政权主导下的所有运动一样,一旦进入快车道,法治就会显得苍白。不接受强拆命运而诉诸诉讼的受害者,在漯河市地方法院拿到的判决书就是一份毫无实利的安慰书——判决书认定政府强拆违法,但赔偿金额也就大致相当于政府最初答应补偿的数目。(参见2019年8月5日出版的《周刊》报道“漯河棚改背后的强拆血案” )

罗马法谚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或许在此次漯河强拆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应验:被强拆者既得不到违法者被控罪的正义,也得不到惩罚性赔偿的正义。

从漯河市棚改系列强拆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个行政权强势主导下,司法权是多么的无力,而法律救济无力,又将给民生带来什么。

立法不是根本问题所在

多年来,舆论都存在着一个严重误区,每当社会上出现种种问题,许多人就立刻呼吁通过立法来解决问题。而事实是,虽然我们迄今为止的立法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至少纸面上维护公民权的决心并不稀缺。再者,任何一个社会,立法必然是滞后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通例,立法不可能超前到对尚未发生的事务与事物进行规范。一个良好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旧有的滞后的立法,托庇于受到限制的行政权和公正且有公信力的司法权,得以在新法产生之前,以即使不精确但至少过及格线的正义来维持一个社会的伦理底线。对于社会稳定与正义秩序来说,最受考验的向来不是立法权,而是司法权,因为它是人们检验权力是否讲理、能否讲理的最后场所。

以目前的立法而论,国务院2011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水、供热、供气、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活动。”

  对照上述条文,在本篇漯河强拆报道的案例中,所有的强拆行为都违反了上述三款法规。作为一个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即政府行为适用“法无授权即为禁止”原则,即政府行为必须经过法律授权才能进行,但显然,上述关于强拆的立法禁令没有能够禁止住漯河市地方政府的非法行政。

政府的经济焦虑与行政妄为

  1980年代,漯河曾经被列入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90年代又称为河南的“内陆特区”,但进入2010年代,漯河市GDP总量在河南全省18个地市中始终位于倒数第三左右的位置。或许从中可以窥见漯河市政府的经济焦虑,至少GDP总量的不理想,会带来税收不足。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楼市疯涨固然恐怖,但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更恐怖,于是,棚改就不可能不成为新的增长点。

  对于三四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来说,棚改无疑是个一石多鸟的绝妙政策。它既能从城中村农民手中获得土地而不必担心中央政府反对,又能从卖地中大发其财,还能从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中大赚税收,而更隐蔽的一个利益是,从农民手中获取原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凭空创造房地产市场刚需的不二法门。中央政府将棚改视为一个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但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会将其异化成揽地揽财工程,划入拆迁范围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棚户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块地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上有价值,政府能大赚一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强行政传统,古代甚至连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表面分离都很少,地方官就是当地老百姓的天——除非他遭到更高权力的直接干涉。这种传统如此顽固,到今天依然在遗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形成钱颖一、黄佩华等人定义的“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即“中央财权加大、地方事权加大”的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体制,地方政府由于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而倾向于通过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增加预算外和非税收入,再配以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的房地产市场兴起,权力从城市经营和地产开发中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利益,民富而国富尤其是政府富,让权力得到了干预市场从中获利的经济发展经验,在近30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上获得了充分验证。于是,政府成为了市场中所有角色的混合体,它既是市场的仲裁者,又从行政垄断者转成某些市场本身的创制者,还可以成为市场交易主体,以及视具体情形对其他市场主体进行限制甚至取缔的裁判者。政府在市场中的这种多重角色,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角色出场,完全视需要而定。2013年漯河市政府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印发漯河市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即“漯政办[2013]27号”文件,几乎就是一份通过旧城改造获取巨额税收的完整导航图。

  正如一位房地产人士曾指出的,“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非常高,各个省份与房地产相关的财税收入占到地方财政的八成以上。因此也可以说,房价的70%都被政府拿走了。”他还提到过,房价里包含了180多种税费。只有如此惊人的巨额利益,才能解释漯河地方政府在棚改过程中的妄为。

  兜底的司法为谁兜底

  司法的本意应当是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裁判诉讼两造的曲直是非对错。在河南漯河的这一系列强拆案中,那些事后走行政诉讼之路的几乎清一色地得到了相同的判决:判定政府违法拆迁,但驳回原告要求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例如,漯河中院第(2016)豫11行初26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主文如下:

  “一、t确认被告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27日对原告赵满良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赵满良要求判令被告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政府对其被拆除房屋予以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

  这样的判决是非常怪诞的,第一项判词和第二项判词显然自相矛盾。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法官做此自相矛盾的判决理由是:“关于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对原告被拆除房屋予以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因涉案地块已被征收为国有,恢复该地块上房屋原状已无可能,本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可另案提起赔偿诉讼。”换句话说,判决书的意思是,拆都拆了,你吵吵什么,还不赶紧拿原先给你的钱走人?与这一判决接榫的是接下来的国家赔偿诉讼,赵满良的结局是“打了几年官司,赔偿金额兜了个圈子,好像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点还不如。”从最早的补偿谈判到被强拆直到最后国家赔偿,行政开道,司法兜底。只要有一个诉讼结果,所有其他人都能明了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这也难怪在包括河南漯河的很多类似由政府主导的棚改、城中村改造的运动中,法院首长也总是被纳入到指挥部名单之中。

  司法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给行政强力行为保驾护航,它要息讼——让所有希望从强拆中获得赔偿的人们知道,抗争是没有用的,最划算的做法是别折腾,一开始就赶紧签字拿补偿,对大家都好。

  司法中立本是世界通例,中国也不例外,司法机关以事实和法律为根据(当前中国的立法其实基本够用),对纠纷两造进行是非曲直黑白对错的裁判。但漯河市地方法院的系列强拆案判决无疑偏离了这一理应的司法轨道,而成为了违法行政行为的保护伞。数年来的法官员额制度改革,以及司法财政省级统管改革,显然并没有起到让司法更独立、更中立的作用。

  至少漯河市这几年因为棚改政策遭到强拆的人们已经难以从司法中获得基本的救济——他们正是因为补偿谈判破裂不肯搬迁而遭到强拆,事后的诉讼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得至少高于补偿的金额,所谓的赔偿甚至比补偿金更低。这意味着这些案件的司法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不但没有任何惩罚,甚至是在替违法行政行为补上了最后一刀。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遭到不当损害的人们重燃希望,重新对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拥有信心。司法在某些领域的束手,是对全面正常秩序亮起的红灯。不公正的积累会带来两个严重的恶果,一是被保护的作恶者会更加肆无忌惮,无成本的作恶本身就是对作恶的鼓励,它会促使作恶者对自己的暴行失去自制力,将油门踩到底;另一个恶果是制造越来越多的绝望者,绝望者既可能从此颓废消亡,也可能会铤而走险。32岁的漯河市房管局公职人员王峥开车撞死了指挥强拆的郾城区卫计委官员胡华东,很大程度上便是一个人绝望后的反应。近年来河南已经发生了数起因反抗强拆酿就的命案,为政者不可不察,因为谁都希望自己安全地活着。

评:在我们仇视的欧美发达国家碰到这种事,直接反抗杀了这帮狗日的那就是合法自卫。当地政府长官也要被法律审判!这就是文明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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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评论:1   其中:访客  1   博主  0

  1. 谢文斗 谢文斗

    可怜的中国老百姓,面対强权的强拆,投诉无门,自己的家不能自主,惶言是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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