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代的社会等级

文革时期的社会等级,按政治标准划分,有“红五类”和“黑五类”;按职业待遇划分,有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

一,“红五类”和“黑五类”。
  

1.“红五类”即军人、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革干”,是专指那些苦大仇深的老干部以及根红苗正的年轻干部,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则不在其内。“工人阶级”与此相同。

2.“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这五种人统称为“五类分子”,后因“右派”被剔出单算,因此改称“四类分子”。

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地富”是特指戴帽管制分子,而非一般的地富成分。比如,我们村的老邹家,解放前老哥三个在一起种地过活,但因老三当家,所以土改时被定为“地主分子”,而老大老二只是地主成分。不过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盛行,把红五类以外的其他阶级,一概打入黑五类之列。
  

在地富反坏和贫下中农之间,还有一个中农阶级。名义上他们属于团结对象,但实际上却被当做落后分子而加以嘲弄。

二,城镇人口和农业人口。
  

1.城镇人口,指吃供应粮的城镇居民。根据行业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国营企业职工,最好的是商业物资系统。因为手里掌握商品大权,可以走后门,买便宜货。所以有些机关干部,往往主动要求下放到基层。姐姐因受父亲的株连辞去了工作,文革后复职上班,自愿放弃公社妇联主任的职务,到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
  

二是全民工厂的工人,有服装、鞋帽、手套等劳动保护,这在当时要算一项十分优越的福利待遇。如果有点儿技术,还可以干点儿私活儿,捞点儿外快。
  

三是人民教师,社会地位很低,但不是因为物质待遇,而主要是政治歧视。我的小学老师邬凤阁先生,他说他出门的时候总是自称农民——农民虽然地位低,但是不“臭”。
  

四是集体工厂职工,与国营工厂职工相比,其社会地位要低得很多,连找对象都要降一大格儿——集体企业分为大集体、小集体、青年厂、大学校等——因为集体工厂属于自负盈亏,其他待遇就不用说了。
  

我老伴原是大集体工人,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邻居家的高婶还瞧不起她,因为她家的孩子都是国营的。而且这种差别一直延续至今,依然发挥着某些作用。比如,同样的下岗职工,国营的有买断补贴,缴纳养老金也有很多优惠,而集体的则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老伴儿在下岗前五年转到了生产资料公司,当时是全县最好的国营单位。后来买断工作,不但得了一万元补贴,养老保险也没花几个钱,而与她同在一个原单位的老妹妹,却多花了好几万元。
  

五是吃供应粮而没有固定工作的普通居民,如长期临时工、短期临时工、待业青年之类。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基本上依靠父母才能生存。不过,他们在招工、当兵时可以优先。

2.农业人口,指农民以及少数不从事农业生产,而参加农村集体经济分配的乡下人,如民办教师,集体企业工人等。农业人口在职业上的待遇差别不大,但因政治地位的不同,在某些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从下边的一段顺口溜中便可以看出。
  

一等人,书记官,办公室里抽洋烟。
  

二等人,是党员,半天开会半天闲。
  

三等人,老贫农,新旧社会都受穷。
  

四等人,地富反,夹着尾巴搞生产。
  

党员干部,开会学习可以误工补工,基本上是半脱产甚至是全脱产。有些人虽然当了一辈子农民,却常年不摸锄头镰刀。比如我姨夫和李大脚几个老土改,不但不下地干活,就连打更、喂马这样不出体力的活计也从没干过,他们就靠集体活着。至于那些老贫农,虽然脚下踩着地富反坏,却老觉着日子不如从前。他们最喜欢跟年轻人唠叨的是:“过去给地主扛活,顿顿吃黏豆包儿猪肉炖粉条儿。一天的劳金除了买套衣裳,还能下顿馆子!”
  

地富反坏是农民中的最底层,不但要干脏活、累活、重活,还经常出义务工,夏天扫大街,冬天刨井台。另外,“盲流”也属于社会最底层,没有户籍,没有口粮,居无定所,到处流浪,就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几乎死了都没人过问!
  

当代的两极分化是贫富之间,而那个时代则是红黑之间,城乡之间。不仅体现着世道的不平,而且充满着恐惧和悲哀。

文革前的干部贪污腐败的很少,但是要说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无法解释文革时期革命群众为什么会那么狂热地揪斗他们了。这是一个鲜明的悖论,不符合事实!

 

国营、大集体、小集体的区别在文革时期形成并不断固化,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差别逐步缩小,到八十年代末期就基本消失了——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取消国营这个铁饭碗,使之与集体一样自负盈亏。因为国营企业断奶之后,纷纷停产倒闭,于是也就有了下岗工人。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真正地缩小和废除城乡之间和职业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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