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其实是条不归路……之后咋办?

打虎其实是条不归路……之后咋办?

打虎其实是条不归路……之后咋办?

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反腐后咋办,专制生腐败,打老虎反腐

为什么说打虎上山是愚公移山?因为只办贪官、不改制度是无效劳作!

一位前中纪委官员回忆说,中纪委刚成立的1980年代,反贪是端着枪满天空找鸟来打的——我所知当年打下江西的倪献策,安徽的黄璜等省部级官员的受贿数额,照今天的案底都够得上冤案——这位纪检官员说,打鸟打了20多年,如今闭着眼睛朝天上随便放一枪,都会掉下几只鸟来——零星的中枪,已经无力阻吓铺天盖地的乌鸦与麻雀啦——官场早已成为塞满不洁之鸟的笼子啦!

谁都知道,中纪委已成立了36年,监察部已成立了30年;而成立逾20年的高检反贪总局,首任局长罗辑(系我在中央党校的同学)与副局长黄立志就是涉贪落马的。回眸反贪历史,谁都不能不追问我那一句话:反贪为什么会成为一把越刷越脏的马桶刷子?

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称颂十八大以来的反贪风暴是史无前例的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例子!谁都知道,论惩治贪官,历史上没人能超出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与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尽管两者相隔了600年。

朱元璋肃贪曾屡败屡肃,以致洪武十九年(1386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很少有官员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被囚。但朱元璋仍不手软并诉诸群众,诏令百姓可以“旁入公门”扭送贪官进京:“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于是,当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被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者358人——或杀或囚或流,364人无一幸免,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吧?

然而600年后,历史发生了一幕惊人穿越:毛泽东用四清与文革发动群众整肃干部,也不遑多让——群众整干部,干部整群众;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所谓革命,几乎成了一架绞肉机,亲历者谁能忘记呢?用整肃和更换干部的办法反腐肃贪,不像是愚公移山吗?

仅截至1984年底,全国就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由此,你也可见惨烈历史之一斑了。为什么四清与文革会弄到“冤狱遍于国中”(胡耀邦语)?因为干部被整肃得最普遍、最严酷的那些年,与今天相比,反倒是干部特权较少,贪贿较轻的时期。贪贿较轻却整肃较重,冤假错案不多才怪呢!

而干部特权更甚、贪贿更多的今天呢?是不是相对毛泽东时代而言,反倒变成了疏漏较多,整肃较少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仅由这个历史的吊诡,不就足以嘲弄“十八大以来的反贪风暴史无前例”的那个点赞啦?

显然,回顾反贪历史,兜头一瓢冷水让你打了个激灵:我们不是仍在历史周期律的泥沼里打滚吗?打虎上山其实是愚公移山——只办贪官,不改制度是无效劳作!因而,你不但发现,历史虚无主义不但导致了你在历史周期律里打滚,还掩盖了“决策错误比贪贿更可怕、更具危害性”(高希均语)的历史真相。

“中国人创造了什么产业?我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产业是中国人创造的,这就是‘腐败产业’”(张维迎语)。贪腐案的案底,从1980年代的几十万数量级,跃升至1990年代的几百万数量级,又跃升至2000年代的几千万数量级,再跃升至2010年代的上亿元数量级。显而易见,权贵贪腐案也出现了“恶性通胀”,更像通胀一样让人感官有点麻木了。

“硕鼠硕鼠,无食我黎;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的祈祷句子,学生们都背诵过。我小学记忆里的3年大饥馑里,也参加过全民“捕雀掘鼠”的充饥行动。当年党号召全民向鼠仓要粮,老师就带领我们去挖掘鼠洞,收缴老鼠过冬的储备粮。

如今贪腐案发,动辄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案底,好比鼠仓被挖开后露出的一大堆粮食,多得令你吃惊。但你也知道,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巨额家产,往往都是来源不明的。为什么来源不明?因为跟老鼠一口一口把粮食衔回窝里一样,人家几千万上亿的家产,往往是你送5千,他送1万地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虽说每笔礼金不多,但架不住拜官拜权、傍官傍权的人多如牛毛,贪官才得以积沙成塔,集腋成裘。贪腐案的“恶性通胀”,不正表明社会上食腐动物太多了吗?

人治制度之下,治民全凭治吏,但治吏要比治民高难惊险多了——治民容易治吏难,正是干部训政制度的漩涡与魔咒之所在。布坎南早就指出,“人就是人,不能说一个人当了总理或部长就会改变自己的经济人本性,不能说同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利己主义者,到了政治上就变成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了。”

官吏滥权与贪腐之所以难以克服,是由于权力集中于个人之后,必然抬升成不受制约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权力的自利性,被缺乏分权制衡的干部训政体制升高了、放大了。

历朝历代,官吏的滥权与贪腐,成为民变与民乱的源头。难道做不到从源头上根绝滥权贪腐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集权与特权是人治的核心构件,是干部训政制度的坚硬内核,你敲不碎也打不烂。

也就是说,干部训政制度就是靠集权与特权运转的,取消了集权与特权,也就等于取消了人治,因而你做不到。既然干部训政制度只能靠集权与特权运转,作为这个制度无法修复的基因缺陷,权力的自利性被滥用,权力之恶被放大,也就成了一个谁都跳不出去的历史漩涡与魔咒啦。

集权与特权在中国,有着“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特性:人人讨厌别人吃,人人喜欢自己吃。中国人历史上习惯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可以看做是只办贪官、不改制度的另类版本。

答案出来了:为什么反贪像是守着粪坑打苍蝇?为什么打虎像是打田鼠游戏般层出不穷?因为养虎为患是有制度温床的。为什么反贪像一把马桶刷子那样越刷越脏?因为政经一体的集权+特权制度是一池脏水,财产公有是权力私有的经济基础,权力私有背靠着财产公有的制度后盾。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集权+特权制度都是建立在国有经济之上。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说的就是财产公有必然导致权力私有的历史逻辑。

中国人几千年来泥足深陷在贪腐的沼泽里难以自拔,根源何在呢?根源在于中国人延续着权大法小、官贵民贱的人治制度,也就延续了“官治、官有、官享”的特权+集权制度。举例说吧,最新的“公安部副部长批示严惩”,与早先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批示提拔沈冰”,两者之间能有什么区别呢?

民主与法治才能保障“民治、民有、民享”,怎么办?我们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去选择法治呢,还是强化干部训政制度延续人治呢?

(见杨连宁著《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东方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发表评论

您必须 登录或注册 才能发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