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话号簿 · 老号簿有新看头

 我的电话1936年 北平电话号簿 封底 1936年 北平电话号簿 1936年北平电话号簿 包皮 1953年 北京市电话号簿 1987年北京工商电话号簿电话号簿 · 老号簿有新看头   

(1999年,笔者首次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发文《看黄页说号簿》。灵感来自1997年3月22日在永定路旧书摊花100元购得《1936年北平电话号簿》,从此收集了些旧电话号簿,每每翻阅有点得意,感慨老号簿有新看头,后来在《温故》、《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等发表了几篇说号簿的小文,再小集成“我的电话号簿”8篇。)

1 北京电话号簿:

(1)1924年《参议院秘书厅职员录附本院电话号码》

(2)《1936年北平电话号簿》:有笔划索引和分类索引,北平电话达4位数。

如梅兰芳、栖凤楼14号、东1447;马连良、翟家口豆腐巷7号、分1466;秦德纯、府右街甲23号、西2085,蒋梦麟、西四前毛家湾5号、西1819,梁思成、北总布胡同3号、东1202……

(3)《1953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达5位数。

如:一品香清真浴堂32520前外王广斜街;梅兰芳23068,马连良21005,荀慧生35205山西街7号,袁世海33556西草厂24号,郝寿臣70066奋章大院20号,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美术工作组52514校尉营8号,北京大学眷属宿舍43202中老胡同32号……

(4)《1958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5位数。

如:齐宅23355、跨车胡同15号,梁漱溟65558新街口小铜井1号,叶浅予41997大佛寺西大街49号,戴爱莲57102北池子9号,北京大学中老胡同宿舍43202中老胡同32号……,

(5)《1962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上升到6位数。

那时郊县有人民公社,城里还没有人民公社。

(6)《1965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城里出现了人民公社,如东四人民公社、东华门人民公社、景山人民公社、西长安街人民公社、展览路人民公社、大栅栏人民公社、天桥人民公社、牛街人民公社天坛人民公社、中德友好人民公社、中阿友好人民公社、九龙山人民公社、四季青中保友好人民公社、玉渊潭人民公社、海淀人民公社、石景山中苏人民友好人民公社……

(7)《1967年北京部分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大红封面,开头3页毛主席语录与1页林彪语录,充满文革色彩。

出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还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世界革命大学、红卫兵剧场、人民公园、红卫食堂、灭资饭馆……

(8)《1973年北京部分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与《1967年北京部分电话号簿》一样大小,但大概因为“林彪事件”封面改为淡绿,取消了开头的语录。

(9)《1976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恢复杂志大小,全红封面,大概是庆祝打倒四人帮。

(10)《1980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出现大量彩色广告。不见了“革命委员会”,城区没有了人民公社,但是还有郊区“人民公社”,出现了“旅游电话”专栏。

(11)《1985年北京电话号簿》北京电话仍为6位数。

大量广告彩页,比1980年约厚一倍,列入了“住宅”专栏,但只有2页多一点约230户,如张丰胄、范曾……

(12)《1987年北京电话号簿·机关事业》:

虽然列有“住宅”,增加了许多,但不列地址。

(13)《1987年北京工商电话号簿》

(14)《2006年北京市电话号簿》(北京大黄页):完全取消了“住宅”,单位也只列简单地址,没有门牌号。

(15)《北京一轻局文革时期电话号簿》

 

  • 外地:

(1)《1953年度汕头市电话号簿》:

只见“单位”电话,基本没有“住宅”电话。内中夹有一纸“启事”:“我局本年度电话号簿,上级原经指示不再刊登广告,但因该项通知接到时,本号簿广告均已印妥,无从更改,请各界谅解。广东汕头邮电局启1953年4月”——可见当年取消广告的情况。

(2)《1954年度石家庄电话号簿》:只见“单位”电话,基本没有私人“住宅”电话。

(3)《1965年 上海传呼电话簿》

(4)《1971年济南市电信局电话号簿》

看“黄页”说“号簿” (原署名何民、原载《北京晚报》19991030)

(老旧的电话号簿虽小,但展现的世界极大;“老号簿也是好档案”,虽然现在显得既简单又无用,但在过去的岁月却负载着许多功能。若把近百年的老号簿摆在一起欣赏,其中的变化也很好玩儿!比如《1965年上海市传呼电话号簿》,上海的“传呼电话”有个特点是采用“姓氏代号”;把姓氏编了号,共编900多个汉字,可在打电话传呼时提供报代号查姓氏……

2004年,曾有报道,一位收藏者在北京报国寺旧书摊发现一本1936年的《北平电话号簿》,大喜过望不敢细看便花20元拿下;回家打开一看傻了眼,书瓤儿只是个《上论集注》,贴了个号簿皮儿。第二天又赶到报国寺,说来砍去还是12元只能买个书皮儿。)

 

久违了的“购物”长龙,前几日又排在了北京街头。原来是免费发放百万电讯“黄页”。一时间“黄页”处处可见,成了北京市民关注的热点。

说起“黄页”,只是国际上对于商业电话号簿的习惯称谓,因为国人好久没有或者极少使用这个说法,所以乍听起来还真耳生。其实北京“黄页”并非今日才有,这一版本的也在1997年已经推出,只是没有采用黄色包装罢了。不过这回免费发送,倒一下子把“黄页”传遍了京城的千家万户。

电讯黄页制作得尽管美轮美奂,最基本、最主要的功用还是作为“电话号簿”。说起电话号簿,似乎再简单不过,一年二年五年十年过去,再有什么变化也不过如此。不过,若能把自有电话以来近百年的电话号簿摆在一起比较比较看,看看其中的变化和进步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笔者手上存有几本号簿,最早的是1924年北京政府参议院秘书厅的“电话号簿”,还有《民国二十五年北平电话号簿》、《1958年北京电话号簿》。前者从议长、警卫室到所有职员的姓名住址及电话号码统统登录在上,看似简单却非常实用。现在要是寻找那当年中下级普通职员的姓名住址,有时要比大人物还难查找,而在这上面却记载得简要清楚。

《1936年北平电话号簿》还是“七•七事变”前一年的,恐怕就更为珍贵了。这本号簿规格大小跟现在的差不多,主要的特点首先是“全”。一是当年凡有电话必登号码,因此除极少数军用电话外,北京城的所有电话几乎没有遗漏;内外军警公私电话统统在案,全市共有一万二千多号。其次的特点是“可用性”好,特别是每个电话用户都列有街道地址和门牌号。因为当年不论五行八作,稍微大点的用户只要有电话就都在册。所以,不但作为号簿,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北平导引”来使用。

要说《1958年北京电话号簿》与《1936年北平电话号簿》的编制体例差不太多,主要的变化有几方面:一是1958年有了自动电话。二是企事业单位号码大大增加。三是私人电话很少,只有400多个号码。四是公用电话非常之多,当时市民的电讯需求主要是靠公用系统来解决。这种公用电话就是当年的所谓“传呼电话”。如果拿这些黄页作一个比较,近些年所出的号簿的精美漂亮是过去无法相比的,但遗憾的,一是电话用户不全,常常碰到黄页上不载的,连打“114”也查不出。二是电话号码不实,常有串户或打错的情况发生。三是多数电话用户只列出了大致的地址,没有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码;这样就失去了一项很实用的功能。其实无须再投入很多,就可以补做成一桩好事,不知道编者为何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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