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

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在候车的间隙,我环视四周,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监督上车的人员。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浒》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林冲从牢房解出,“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开封)府前接着”,一起到“桥下酒店”为林冲送行。

从书上的描写看,“众邻舍”和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专横暴戾的“高太尉”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今天这批“犯事”的“右派”的亲朋好友,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 

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右派”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 

 

车厢里,四顾皆“右派”,满目尽“牛鬼”,没有了谁孤立谁的问题,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一时人声喧嚣,热闹万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旧友新知,无不敞开襟怀,倾心交谈。 

当时人们对“右派”这顶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阳谋”,但是对毛泽东说的“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改正了错误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依然深信不疑。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右派”帽子? 

 

说起改造期限,对于刑事犯,有期或无期徒刑,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唯独对“右派”,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长短由之,让你心长系之而捉摸不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说,我国仅有500万知识分子,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怎么会抛弃我们呢?又有人说,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

——顺便提及,解放以后,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自学界泰斗以至莘莘学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

许多人估计,劳动改造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这顶铁帽,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乐观估计、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 

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在动员大会上,钱在批判“右派”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你们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下去劳动,不要丢了专业。一些专业用书,要带在身边学习。”“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允许搞器乐的(‘右派’)将乐器带到北大荒。”钱的这番讲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前景还是美好的,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改造政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完全错误。 

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在不断的徒步行军的转移途中,因不堪重负,都陆陆续续丢弃了。 

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有时接连数站不停,有时一停大半天;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那“改造期限”的话题,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对于多数人来说,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 

本报记者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派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封建社会对皇上“大不敬”是要砍头的,现在只把他划为“右派”,显然宽大得多了。他与妻子高瑞兰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现在他沦为“右派”,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令他烦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离婚后将栖身何处?生活怎么办?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一阵苦笑之后,眼圈红红的。 

女记者徐颖,鸣放时怀孕在身,挺着个大肚子到人民大学采访。按常规,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有一位教授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她的上司把这一“警句”标在标题上,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她分娩后不久,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

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人道”、“人性”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更糟的是,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右派”,且先后被流放,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作为年轻的母亲,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 

记者钱统纲,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功”不抵“罪”,被划为“右派”(具体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无牵挂,但戴上了这顶帽子,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

车过山海关,渐渐驶入关东平原,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盖原野,一片银白世界。他伤感地对我说,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其中两句:“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哀伤的感情。 

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右派”的小范,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他好像把“组织处理”当作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老殷,你是党员,我是团员。到了北大荒,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

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是‘右派’而不是什么党团员。更应明白,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一旦被发现,你说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着走。”听了我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右派”,其理由很难理解。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储出任本报总编后,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只因储后来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便殃及了无辜的他。当然,他同储“时相过从”,也就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沉思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这真是:“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

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很难想像,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列车驶出沈阳站,夜色浓重,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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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谢文斗 谢文斗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心曾相识!”“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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