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落马后,身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2015年10月7日,中纪委宣布,时任福建省长苏树林接受调查。此前他的秘书孙健被提拔担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已进入公示阶段。随着苏树林的落马,孙健此后在公众视野中完全消失。(视觉中国/图)

原标题:官员落马后,身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本文首发于2017年02月16日《南方周末》)

“许多人给领导送礼,并不直接送给领导,而是经由司机、秘书等领导的身边人转送。什么人的礼能收,什么人的礼不能收,司机与领导之间也有默契。”一名省级机关司机说。

“过去秘书被抓的多,是因为落马官员怂恿秘书干违法犯罪之事多。后来管理严了,秘书犯罪的机会少了,更何况官员异地任职不准带秘书,这就减少了共同犯罪的几率。”

司机与秘书,是官员身边最近的工作人员,十八大以来,不少官员涉嫌贪腐密集落马,这些人怎么样了?

司法系统的消息人士透露,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秘书随落马官员一起被移送司法的减少,落马省部级官员的秘书,大多数在官场保持原来的行政级别,而他们的司机,入刑的则有所增加。

一损俱损

曾给湖南一名副省级官员担任过秘书的小文,微信朋友圈一直更新很勤,但几乎没有与官场有关的信息。

小文服务的这位官员,曾担任过湖南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2013年12月,中纪委宣布该官员接受调查。2016年12月,在该官员的后两任市委书记也相继落马后,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联系小文了解当地政情。

“我现在已经离开体制内,不谈论这些,抱歉。”小文说。

2014年7月24日,小文曾服务的那名官员因涉嫌玩忽职守罪出庭受审,小文则正在泰国旅游。朋友圈里,他一口气发了四组旅游的照片。照片里,他陪着孩子、与泰国美女合影、在酒吧喝酒。俨然与政界已经全无关系。

“出来后,没有了工作日和休息日之分,有更多时间陪仔了。”辞官后他曾在微信里感叹。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经有一百多人。南方周末记者发现,这些落马官员的秘书大多数并未像小文一样辞职离开官场,但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2015年10月7日,中纪委宣布,时任福建省长苏树林接受调查。而在9月30日,《福建日报》在第5版发布了《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关于王成全等14位同志任前公示的公告》,其中包括一个拟提拔担任副厅级职位的官员。

简历显示,1982年出生的孙健当时是福建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拟任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2012年2月1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官方网站刊登了一则关于苏树林访美的消息:当时代表团成员中包括“省长秘书孙健”。

不过,苏树林落马后,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官网上,至今未出现过孙健的消息。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一些秘书随着其服务的官员落马而落马。一名曾担任过正厅级职务的山西官员透露,山西落马的多名省部级官员中,有几名官员的秘书也进去了,“贪了财物,金额都是上百万”。

2014年11月,山西省纪委宣布阳泉市城区区委书记康晓剑被调查。山西官场知情人士介绍,康晓剑曾担任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的秘书。丰立祥落马后,康晓剑随之落马,“丰立祥给大官送东西,是这个秘书去送的”。

也有落马官员的秘书被提拔的,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山西省一名落马的省委常委的秘书,在该常委落马后被提拔担任了正处级职务,成为山西省某部办公室主任。

“她跟那个领导的时间不长,而且是自己考进去的,能力很强。领导被抓后,她也被叫去问了话,但当时就没事了。”山西一名知情官员说。

秘书越管越严

湖北检察官颜午(化名)也注意到,近几年秘书随着落马官员受司法追究的变少了。

小杜,曾是山西一名省委常委的秘书。当时他的级别是副处级。该名省委常委落马后,他被调到山西省委某处,从“副处级秘书”改为“副调研员”。公务员序列中,副调研员属于非领导职务,享受副处级待遇。

“好几个已经判刑的省部级领导的秘书,都还在省委或者省政府上班。”上述山西知情官员透露。

曾办理过多桩官员职务犯罪案件的颜午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有一些秘书虽然涉案,但是“做证人,积极配合纪委,把领导的罪行和平时做的坏事说得清清楚楚,然后附上证人证言作为定罪的证据。像这样的秘书,一般宽大处理,就没有送到司法机关”。

颜午透露,第二种没进去的秘书是“没进关键圈子”。他解释,“很多领导有一两个秘书,有的秘书只是处理一些文字上的工作,生活上的偏少一点,跟着领导一起做坏事的机会比较少,这样的秘书也就自然安全过关了。”

另外,也有一些秘书自身素质较高,“能不参与的就尽量不参与,或者这个人本身文字工作很厉害,给领导写稿子的,因为性格原因或者对自己要求高,不喜欢在生活以外太贴近领导”,最后也全身而退。

对秘书的管理越来越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3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提拔任用的,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征求上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意见。2014年中央办公厅下发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再次强调秘书任用必须征求上一级组织部门意见。同一年,中央军委也出台了《军队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

2014年7月15日,甘肃省临泽县委办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省部级领导干部秘书管理规定》的通知”,要求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副县级官员必须严格落实规定,不得违规和变相配备秘书,不搞特殊不搞变通。

多名官员透露,省部级领导秘书在任用时,公示未发现问题后要征得中组部同意,才能正常履行任命程序,不得破格提拔;此外,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秘书不能在秘书岗位上直接提拔转岗;省部级官员调任新职,不允许将原来的秘书、司机带走。

“过去秘书被抓的多,是因为落马官员怂恿秘书干违法犯罪之事多。后来管理严了,秘书犯罪的机会少了,更何况官员异地任职不准带秘书,这就减少了共同犯罪的几率。”湖南一名检察官介绍。

“有些司机对自己要求较低”

检察官颜午还发现,最近几年,落马官员们的司机,被抓的不少。

“有些司机对自己要求较低,而且敢赌未来。”颜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发现,大多数公车司机并无干部身份,只是工人,日常也较少参与政务处置,在官场一般被视为官员的“生活秘书”,因此对官员们的私生活了解更多。

据《人民日报》报道,换届年甚至出现司机随官员一起调动的现象。报道称,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大致有二: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司机跟随自己多年,相互的性格、习惯都彼此了解,自己调动和升迁后将司机带上,是重感情的表现;一些领导干部本身不够廉洁,在原任之时,司机掌握有自己的违纪违法行为,担心走后问题暴露,随调防止他们对自己仕途的影响。

2016年9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北省巨鹿县原县委书记王志伟行贿、受贿案二审宣判。判决书中,王志伟的司机包某作为证人出现。从包某的陈述看,其对王志伟的事情知道得不少。

判决书提到王志伟行贿时任邢台市委书记王爱民的动机时,包某以证人身份回忆了几个细节:“有一次王书记上去跟领导汇报工作,约半个小时才下来,他上车后,我看他脸色不太好,我就问他怎么了,他说王爱民对他的态度不好,还说县委书记也不打算让他干了。有一次省领导来邢台调研,路上有上访群众把车给拦住了,为这,王爱民跟王志伟发脾气,后听到王爱民跟王志伟打电话,要他把巨鹿公安局长给撤了。”

一名县级公安局的车辆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他所认识的司机有些什么都干,“买早饭、买东西,甚至洗衣服。对领导来说,司机和秘书一样,最重要的就是要忠诚。一些想找领导办事的人,会先找司机们打探下口风,了解领导的行踪和爱好,也会送点礼。”

“许多人给领导送礼,并不直接送给领导,而是经由司机、秘书等领导的身边人转送。什么人的礼能收,什么人的礼不能收,司机与领导之间也有默契。”一名省级机关司机说。

官员们与司机的暧昧关系,在多个被公开通报的案例中清晰可见。2013年,江西省纪委通报,赣州市于都县县委书记胡健勇授意昔日的司机派人发帖攻击一名省委常委。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官方通报显示,胡健勇从赣州市兴国县县长一职调到于都县任职前,提拔该司机当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南方周末记者曾接触过武汉市蔡甸区一名区委书记,其任职期间驾车撞人,导致一死一伤。事发后,该书记电话叫来了区委办主任后离开了现场。次日,该区委司机吴某表示由自己顶替担责,该书记表示默许,后吴某到警方“投案”。因顶包遭举报,该书记后被查处判刑。

2014年安徽马鞍山市原纪委书记司机尚某受贿案,承办检察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领导专职司机的职责不仅是开好车,还要帮领导处理很多工作、生活中的琐事,成为领导的亲信。当领导的专职司机出去找人办事时,受托者常会想:这是不是领导的意思?因此便不敢得罪。有时候这些司机说的一句话,比其他公职人员还管用。”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出,“公车改革后,领导用车服务全部由市场化的公司提供,没有专人专车的情况,司机的腐败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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