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为什么好当官?

唐朝开元年间,唐玄宗的弟弟薛王李业死了。礼部侍郎贺知章负责给李业的葬礼挑选“挽郎”,不料在这个小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长安城内因此爆发了一次群体性事件。
所谓的“挽郎”,就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算不上什么好事,但给帝王当挽郎就不同了,报酬优厚。治丧结束,吏部要登记挽郎的人事材料,分官配职。也就是说,挽郎当完就当官——这就是给皇家抬棺材的报酬。因此,每次帝王葬礼的挽郎无不集“一时秀彦”,满眼看去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官二代)。普通人家的子弟根本不能染指。比如东晋南朝时期,帝王后妃的挽郎,规定要是六品以上公卿大臣的子弟。到了唐朝,十三四岁的公子哥就能选上挽郎,踏入仕途,比寒窗苦读轻快得多了。因此,听说薛王李业死了,长安城内外的官员子弟们跃跃欲试,争着要当挽郎,要挤入“后备干部”队伍。
贺知章自然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他最后挑中的挽郎人选,也不可能全部是“一时俊彦”,让所有竞争者都心服口服。于是,未能入选的官员子弟们群情激奋,大骂贺知章不公,跑到礼部大吵大闹。情绪激动的公子哥们还到处找贺知章,要痛殴他。礼部吏员们惹不起躲得起,紧闭礼部大门。公子哥们就堵在衙门外高声叫骂,不少看热闹的人也跟着瞎起哄。这一下子就恶化成了影响首都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对这种事,其他衙门的官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人出来管。说不定,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入选,对贺知章怀恨在心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还得贺知章出来平息混乱局面。贺知章就在礼部衙门内搭了个梯子,爬上围墙,趴在墙头上喊:“诸君且散,见说宁王亦甚惨澹矣!”意思是说:“大家别着急,听说宁王的病情也很危急了!“宁王”是唐玄宗的大哥李宪。当年,李宪主动让贤,把太子宝座让给了三弟李隆基。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对主动让位的李宪优待有加。贺知章的潜台词是:李宪死了,葬礼会更隆重,挽郎的数量会更多,大家都还有机会!
聚集的公子哥们听贺知章透露如此宝贵的小道消息,纷纷散去,回家等宁王李宪的噩耗去了。只是不知道,病中的李宪知道了,会作何感想?
这个故事里的挽郎,为官僚子弟直接当官提供了便利渠道。中国古代始终存在“官二代当官”的制度便利。秦汉以后,“世官世禄”作为一项制度已经寿终正寝,但阴魂却一直没有消散。西汉就确立了“任子制”。
所谓“任子”,顾名思义,就是任命官员的子弟当官。西汉政府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汉书·哀帝纪》)这项制度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官员级别必须是二千石以上,而且任满三年。西汉官员的俸禄是用粮食计算的,粮食的多少等同于官员的级别。二千石是地方太守、中央三公九卿的级别,属于高级官员。第二个标准是任子的对象是“同产若子”,必须是高级官员的儿子或者侄子。只要符合这两项标准,就可以当官。至于才能、品德等,都忽略不计(不以德选)。任子一般担任郎官,也就是宫廷的侍从官员。因为离皇帝近,受人瞩目,升迁的速度也快。西汉著名爱国者苏武,就是靠任子制当上的郎官。他的父亲苏建是卫青的战友,官至代郡太守,符合条件。
任子制本身是高级官员的福利,在实际操作中日渐朝着便利官员的方向发展。比如制度没有规定任子的数量,于是高官们的子弟纷纷入仕。汉元帝时宠臣史丹,史载“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九个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官,可见这项制度执行起来不严格、不严肃。而大权臣霍光,则因为同父异母的哥哥霍去病是骠骑将军,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郎,很快升迁为诸曹侍中。他显然不符合“同产若子”的标准。
汉宣帝时的御史大夫陈万年,靠上下钻营、溜须拍马升迁,病中把儿子陈咸叫到床前传授经验。他耳提面命到深夜三更,还喋喋不休,陈咸直打瞌睡,差点碰倒屏风。陈万年大怒:“你老爸教导你,你竟然睡着了。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陈咸说:“我都知道你的意思了,无非是要我如何谄媚奉承。”陈万年见儿子懂得了自己真传,这才不说话。就是这样一个品行不端、声誉欠佳的大臣,也让所有儿子都通过任子制当上了官。
东汉接过任子制的大旗,把可以任子的官员范围从公卿高官扩大到了校尉、尚书等重要岗位的官员。《汉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子弟以父兄任为郎”,“大臣任举子弟为官”。宦官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官员,把子弟都往官场上放,心里难免痒痒。他们虽然不是正常人,也有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欲望。恰好东汉是宦官专权严重的朝代,任子的范围最终扩大到太监的头上。东汉“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太监子弟”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少数是太监的侄子、亲戚,更多的是像曹操他爸曹嵩那样“未能审其本末”(来历不明)的孩子。
任子制到隋唐,换了个名字,叫做“荫”。这个字传神地继承了任子制的真髓,大树底下好乘凉,官二代背靠老子的树荫,可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只是苦了那些没有“荫”可托庇的普通人家子弟。因此,这个字一直延续到清末,用来指代官二代当官的现象。
唐朝官二代直接当官,称为“恩荫”。它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了任子制。第一是可以任子的官员级别降低到从五品。第二是明确规定了官二代直接当官的级别。唐朝“官一代”和“官二代”的级别对应为:“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正九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正九品下。”第三,任子对象扩展到官员的孙子甚至曾孙。唐朝规定,三品以上大官可以荫及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可见,唐朝官员的此项福利,大大提高。一个官员在官场好好努力,连孙子的前途问题都能解决。
盛唐时期宰相姚崇本名姚元崇,父亲姚懿曾任嶲州都督,可以受荫直接当官。而且朝廷已经选中他当亲王李弘的挽郎,官场向他敞开了大门。但姚元崇觉得靠父亲的恩荫,靠给人抬棺材当官,有伤自尊。他事后未去吏部登记,而是改名姚崇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当上了官,传为佳话。无独有偶,北宋名臣司马光也是放弃父荫,通过自身努力,科举考中进士当上的官。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有三个儿子,钟爱小儿子司马光。司马池的官不大,只能让一个儿子恩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司马光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大哥司马旦。但是像姚崇、司马光这样的官二代还是少数。唐代恩荫风气很盛,人数很多。唐朝确定了科举取士制度,后人似乎认为科举是唐朝选录官员的主要渠道。其实不然,唐朝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每次数十人,且考期不固定,远远不能满足官场的需要。恩荫是更常见的官员选录渠道。
通过恩荫、科举入仕的官员群体,引爆了唐代的党争。中唐的“牛李党争”除了政见分歧外,牛僧孺一派多科举入仕的官员,李德裕一派多官二代,双方党同伐异,存在很浓的“恩荫—科举之争”。
李德裕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李栖筠是唐代宗时期的御史大夫,使得其父李吉甫恩荫入仕,起点就是驾部员外郎。李吉甫后来当到了宰相。李德裕很为自己的家世自豪,不喜欢和出身普通家庭的读书人一起参加科举考试,恩荫为校书郎。李德裕当官之初,有个科举出身的李姓同事,和他官职相同。一日,有个举子行卷(读书人向名士官员投递自己的文章,希望得到推荐),将二李搞错了,误投给了李德裕。有读书人主动行卷,李德裕挺高兴。不料没几天,那个举子来要回了自己的文章,说:“这是投给进士及第的李大人的,不是给您的。”李德裕顿时万分尴尬,据说落下了心理阴影,此后一味排斥科举出身的官员。
宋朝有读书人的天堂美誉,文官福利异常优厚,恩荫制度得到了畸形发展。首先是不论品级大小,是个官员就有恩荫特权。其次是恩荫的对象极广,除了子孙,还可以恩荫“期亲”、“异姓亲”、门客等等,相当于七大姑八大姨、家庭教师、管家门丁都可以当官,真的称得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第三,恩荫的法定数量壮大,宰相可荫10人,执政荫8人,侍从荫6人,中散、朝议大夫等散官可荫3人。像司马池那样的州县小官,虽然只能荫一人,但宋朝在法定之外,常常有“特荫”。比如遇到重大庆典,朝廷会给所有官员增加一个恩荫的名额,算是发放福利;又比如某个大臣去世,朝廷顾念其“勤勉王事”或者“清正廉洁”等等,临时允许恩荫若干亲友为官。宋朝大将曹彬死,亲族、门客、亲校(也就是警卫员)二十余人被荫补为官。大将李继隆死,儿子全部当官,幕僚门客二十多人也全部补上官职。
西汉高级官员任子,只能做到“郎”一级的低级官员,之后的前途就要看自身的努力了。唐朝的一品高官,恩荫子孙也只能是七品的低级官员。元朝则大大提高了各级官员任子的级别,比如正一品的官员子、孙可以授予正五品官员;从一品官员的子、孙可以授予从五品的官员。五品官已经算是中级官员了。也就是说,元朝的中高级官员可以靠“恩荫”取得。不过,官二代当官的福利,在元朝发展到了一个顶峰,进入明朝就开始降低。
明清的官员选录,完全以科举为正途,录取的人数也多。恩荫入仕成了异途、支流,不再那么拿得出去了。恩荫制度不再像宋元那般宽松、优厚。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曾规定:“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世其禄。”他把恩荫的官员范围限制到了七品以上,恩荫对象限制为一人,更重要的是恩荫不一定得官,而只是领取一份俸禄,没有实职(世其禄)。如此严格的限制,显然让官僚集团不满了。在官僚集团的鼓吹、运作下,明朝中期后恩荫范围有所扩大:“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递减至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至从七品子分荫上、中、下三等未入流职内叙用。”这就取消了只能恩荫一子的规定,且恢复了元朝时期的高品级。不过鉴于僧多粥少,明朝很快补充规定:第一,官二代必须通过考试,合格后才有恩荫的资格;第二,三品之上的官员子弟,有可能获得实职。多数官二代恩荫得到的只是领取俸禄的资格,没有实职。要想得到实职,还要去科举考场上博取功名。为了方便官二代考取功名,受恩荫者可入国子监读书,称为“官生”。明朝多数中下级官员的子弟,其实没有沾到恩荫的好处,只是能免试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而已。
清朝在明朝基础上,继续缩紧恩荫的范围。官二代直接当官的渠道进一步收缩。清朝规定,恩荫的官员范围为“京官四品、外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或者阵亡、因公殉职、因军务病故的官员。这就把大多数官员的恩荫特权给取消了。其次,受恩荫者和明朝一样,只是获得免试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而已,修业期满后,等待分配官职。受荫入仕的官二代大为减少。不过,清朝有另外一种恩荫制度,就是八旗子弟常挂在嘴上的“祖荫”。祖荫说的是祖宗流血流汗留给子孙后代的好处,除了人们熟知的“铁杆子庄稼”,还包括恩荫和世袭爵位等。为了照顾八旗将士,更出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自卑心理,清朝统治者给不少满族家庭颁发了世袭爵位。大贪官和珅就是参加科举名落孙山,转而依靠祖荫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他的祖辈追随统治者入关,南征北战,给子孙留下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有了这个小爵位,和珅就能到乾隆身边当个低级侍卫,进而步步升迁。此外,清朝规定了官职的满汉比例、规定特定的职位只能由满族人担任,便利八旗子弟当官。所以,对于清朝的汉族官员来说,让子弟直接当官比较困难;但八旗子弟要想直接入仕,途径还是很多的。
回顾古代的任子—恩荫制度,必须得承认,直接当官的官二代中不乏有真才实学的人。比如唐初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就因为父亲褚亮做到了通直散骑常侍而受荫为秘书郎入仕。著名诗人韦应物的曾祖韦待价在武则天时期任宰相、祖父韦令仪曾为宗正少卿,父亲韦銮曾任宣州司法参军,因而他14岁左右就受荫为右千牛卫。官宦子弟从小耳濡目染祖父辈的行政和做派,见多识广,他们受到的教育也更优质、更有针对性,所以比普通人家子弟更熟悉政务、视野更开阔,政治素质较高。
可惜,豪门并不必然出人才。很多官宦子弟因为背景铁硬、生活优越、前途坦荡,放松了学习和修养,不思进取,贪图享受,作威作福,甚至骄恣荒淫。这样的官二代直接当官,产生了恶劣的政治影响。明朝大臣杨涟指出当时:“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官宦子弟不学无术,大量涌入官场,空费钱粮,不仅严重影响行政效率,还阻碍具备真才实学之士的仕途,制造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最终降低的是整个体制的质量。
最典型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任子制恶化为“九品中正制”。官员选录标准彻底脱离能力和品德,只看家族背景。豪门子弟不到二十岁就能身居高位,寒门子弟年过三十才有资格去竞争刀笔小吏。这就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显宦豪门为了把持官位,不断强化门第观念,相互通婚,抱团排斥寒庶家庭。南朝甚至发展出了“谱学”。学习这门学问的人,一辈子钻研各个豪门大族的家世,需要牢记各家豪门的祖宗名讳、官爵,目的是维护门阀特权利益,防范有人冒充豪门得官。九品中正制的后果是,达官显贵们涂粉抹油、终日清谈阔论,以干实务为俗。当将军的畏马如虎,掌管钱粮的不知道库存何在,南朝政府越来越弱,最终灭亡。其他朝代不像南朝这么极端,但任子—恩荫塑造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存在,只是强弱不同而已。
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很多时候足以威胁皇权。两汉外戚专权的出现,就受益于当时的任子制。西汉末,外戚王氏权倾朝野,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就连一个父亲早死、无依无靠的王家子弟也受荫为黄门郎。而这个人就是后来代汉自立的王莽。明朝后期,魏忠贤结党揽权,专擅朝政。大臣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一大罪状就是:“今日廕中书,明日廕锦衣……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廕,亵越朝常,大罪十三。”这里指的魏良弼、魏良材等人都是魏忠贤的亲戚晚辈。正是依靠恩荫制度,魏忠贤得以迅速把大批亲戚晚辈塞入朝堂,建立派系力量。魏忠贤权势熏天,若不是太监不好当皇帝,还不知道这位“九千岁九百九十九岁”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既然任子—恩荫制度弊病丛生,历代皇帝为什么不废除呢?
古代官员辛苦一辈子,心里都装着子孙后代,希望能把荣华富贵传之久远。这是人之常情。皇帝们抓住臣属的这个心理,允许他们的子孙直接当官,借此笼络人心。更深一层来说,皇帝此举也“绑定”了臣属家族。任子—恩荫制度让官员子孙后代的命运和王朝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家族永葆荣华富贵,官员们就要维护王朝统治的巩固,这不仅是为自己、为现在打拼,也是为子孙、为家族的未来负责。因为一旦现存体制岌岌可危甚至王朝倾覆,子孙的福利就是一张白纸了。
任子—恩荫制不仅让官员分享了王朝的期权收益,皇帝还可以借此控制官僚集团。试想,子孙的命运掌握在皇帝手中,官员们敢不效忠卖力吗?这一点在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关系、皇帝和权臣的关系上体现得最明显。
任子—恩荫既然是一项制度,皇帝就有权下令藩属、大臣的儿子(往往还是嫡长子)来中央做官,把他们捏在手中。藩属君长、实权大臣就有义务派儿子去中央做官,把自己的命根子送到皇帝手中。汉末,曹家控制了中央政权,就多次“恩荫”割据江东的孙家子弟官职,催促孙权的儿子去许昌当官。孙权硬是不要这项福利,坚决不交出儿子。幸亏刘备迟迟没有儿子,没能享受到任子的福利。不然,估计曹操也会多次催促刘备:“玄德兄,你儿子怎么不来我这当官啊?”这样的“任子”和“人质”没有区别。在古代乱世,地方割据政权归顺中央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向朝廷派遣“任子”。
早期中央王朝,都会让归附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君长向朝廷派遣“任子”。匈奴、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首领为了博取中央政府的信任,都派出王子到首都当官。他们被称为“质子”:当人质的儿子。灭亡西晋的匈奴皇帝刘渊,从小就被送到洛阳当质子,先后在曹魏、西晋两个王朝当官。后来趁西晋爆发八王之乱,才找机会逃回匈奴的。少数民族君长和地方权臣后来也学精了,接受任子—恩荫的往往不是嫡长子或者心爱的儿子,而是不讨自己喜欢的儿子,甚至是“假子”、侄子。
一旦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或者割据势力关系恶化,留在朝廷的任子就命运堪忧了。三国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家族和曹魏王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孙康时期,派遣长子公孙晃去洛阳当官,表示归顺朝廷。后来,公孙晃的弟弟公孙渊继位,和曹魏关系恶化。公孙晃多次上表,说自己的弟弟狼子野心必叛无疑,提醒朝廷早做准备。公孙渊公开反魏后,公孙晃更是慷慨上表,要求率军去杀死亲弟弟。他的建议最终没被朝廷采纳,公孙晃显然也不相信曹魏朝廷真会让自己带兵去讨伐弟弟。他这么做,无非是表忠心,和弟弟划清界限,免得弟弟的反叛连累自己。谁让公孙晃是“任子”,性命捏在曹魏皇帝的手里呢?
任子—恩荫制度可以让皇帝更好地控制臣属,把臣属绑定在王朝体制的战车上,他为什么要废除这项制度呢?最终在官僚集团和皇帝的共同需要下,官二代当官现象得以和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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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谢文斗 谢文斗

    天朝因“自家子弟不会挖祖坟”,而大搞其恩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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