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赤脚医生:孙立哲
凤凰专访《我们一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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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口述:孙立哲 文/阎阳生

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

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的婚,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孙立哲(左)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着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心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30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18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来书上看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17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骟。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铰,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嘁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 

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2000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48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趔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骟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20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黄家驷院长在孙立哲陪同下来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站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锔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说,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80年代孙立哲(左)与史铁生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沄家里,他和庞沄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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