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历史深处的改革忧思

如果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吴敬琏

✍ 文/吴敬琏

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 40 年的路程。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能够在 2010 年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我看来,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虽然还有不少限制,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销售定价行为,还是个人对劳动的提供以及对商品服务的消费选择,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人们有了当初无法想象的自由选择权。这种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自由选择权的扩大,为劳动、资本与技术在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有效组合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那种将中国改革开放看成是基于帕累托优化的经济理性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的看法,充其量是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个过度简略的描述。它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沉重历史包袱下小心翼翼地重启市场;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反复,以及改革开放自身不时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的工业化路线已经破产、社会濒于溃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模式的一种替代选择,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的。其早期强烈的试探和摸索性质,使得市场首先在那些国家控制不那么严密的领域(如农业或城镇一般服务业)或者相对隔离的特定区域(如沿海经济特区)最先被引入。而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部门,其早期改革思路则深受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人们寄望于在保持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不变的条件下通过部分引入市场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其结果则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失控和国家加强对企业管控之间摇摆。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早期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市场化目标,而是通过一些混杂着实用主义色彩的变通性的经济措施,试图摆脱僵化的命令经济以及强势国家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困境

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中实用主义色彩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和长期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中国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绕过障碍,走出了一条以“增量改革”为表征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加强了中国向市场化、法治化纵深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命令经济弊病根源的彻底反思和广泛共识,一种脱胎于命令经济思维、强调国家对经济实现高强度控制的统制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获得了或明或暗的支持,并往往利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遭遇的暂时性困难或出现的问题,如社会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使国家权力对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在实践层面不时过度扩张,给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带来了巨大阻力。尤其是在 21 世纪初期,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仅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上停滞不前,而且在一些工业企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情况。

然而正如古话所说,“福兮祸所倚”。改革停滞所造成的种种问题,推动大众形成了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的共识,促使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历史性决定。接着,2013 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制定了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路线图。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确定在经济领域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把改革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样,就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历程清楚地表明,每当市场经济取向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主导思想、放手更多地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就比较好,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创新和创业就会蓬勃发展,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无论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财税、金融和外贸领域的整体改革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上的明显成效,以及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通过加速融入全球经济而获得的巨大市场和制度红利,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与之相反,每当中国经济政策受到统制经济思维的干扰时,根植于市场基础之上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往往出现收缩,国有企业改革则陷入停顿,宏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效益都出现恶化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 1989-1992 年因政治风波而出现的反市场经济思潮,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采取强刺激政策所带来的意外经济后果。

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出路在于坚持和深化以市场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诉诸于更多的国家干预。

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回归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继续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基于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之路将举步维艰,甚至有半途而废的风险

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指导思想和重大政策举措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但各种阻力和障碍依然不可忽视,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已有改革规划,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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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谢文斗 谢文斗

    改革已陷入困境:该改的不去改,不该改的硬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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