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幕后的荒淫与邪恶(惊呆)

最近,《南方都市报》揭露了南街村靠贷款支撑并拖欠银行16亿巨额贷款的真相。我作为一名银行普通员工,对这种糟蹋人民血汗钱的无良的政策性贷款感到愤慨,对南街村背后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深恶痛绝。早在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南街村的事迹时,立刻就联想到曾经震惊世界的“人民圣殿教”。因为南街村的组织形式,行为特征,经济分配形式与精神控制手段同“人民圣殿教”如出一辙,它们都对村民实行思想洗脑和精神控制,村民不领工资,财产全部归公,村民的生活靠组织分配和发放。

一、靠谎言和欺骗起家

1978年11月18日,一个名叫“人民圣殿教”的美国教派的九百多名信徒,突然在该教派设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附近的一个营地里集体服毒自杀。这件惨案震惊了世界。“人民圣殿教”是由一个名叫吉姆-琼斯的美国人在1965年创建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问题严重:先是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随后是种族主义,和因种族主义引起的黑人民权运动,接下来还有越南战争。这正为吉姆-琼斯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也给他的早期活动赋予了不少“进步”色彩。琼斯声称他的人民圣殿教“反对种族主义的魔鬼、饥饿和不正义”。琼斯自称是神的化身,几千年前化身为释迦牟尼,创建了佛教,后来又化身耶稣基督,创建了基督教,他最后一次化身为列宁,将社会主义发扬光大。琼斯的太太玛瑟琳(Marceline Jones)在1977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琼斯18岁时的偶像就是毛泽东,琼斯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来改造社会,他要在美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州。1977年,琼斯带领近千名成员移至南美的圭亚那,他向成员许诺在那里建立他们的理想王国。于是,在圭亚那的一处丛林他们建起了一个农业公社,取名琼斯镇。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虽然取得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滋生出不少问题和社会矛盾,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社会不公等问题严重,这时南街村领导人王宏斌声称“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现象”,要带领他的村民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乐园”,他把南街村宣传为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王宏斌被村民看做是“毛泽东的化身”,被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也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并在南街村的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红色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王宏斌声称要在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二、精神灌输与经济控制

无论是南街村还是“人民圣殿教”,或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教主崇拜,二是对信徒实行全面地精神控制,三是信徒的财产全部充公,不保留私人财产。在琼斯镇,公社成员的护照和财产被没收,几十个警卫白天晚上都在公社周围巡逻,人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琼斯还特别采用了高音喇叭技术,天天给公社成员洗脑。把公社外面的世界描绘得很可怕,说来自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正热衷于破坏他们的公社,从而让人们感到根本就不能离开公社。琼斯还在喇叭里威胁“背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死亡”。

南街村村民没有出行的自由,每天都要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要求村民放弃脑子里的任何杂念,必须完全绝对地忠于和服从“班长”(村民对王宏斌的称呼)极其信奉的思想和教条。南街村的村民不领工资,吃穿住行的生活物资全靠组织发放和安排,南街村领导人王宏斌宣称,他的目标是“让村民富得没有一分钱存款”。这样一来,就从经济上彻底控制了村民。因为你没有存款,没有私产,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如果有村民不听话,王宏斌就停发生活用品,甚至不给开饭,“富得没有一分钱存款”的村民就只能饿死,因此不得不服从他的意志。

三、大发展时期的荣耀

1972年至1975年是人民圣殿教大发展时期。他们在洛杉矶和旧金山分别发展了数千名信徒。其中大都是穷人和黑人,但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白人中产阶级。这些人有文化,成为圣殿教的中坚力量。人民圣殿教在七十年代上半年发展很快,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许多政界人物为拉选票都要争取他们的支持。琼斯本人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1975年他被“美国生活基金会”选为美国“百名优秀牧师”之一。与此同时,旧金山市市长还任命他为该市住房管理机构主席。次年他被《洛杉矶先驱调查报》提名为“本年度的人道主义者”。随着政治上名气的增大,圣殿的财源也滚滚而来。不仅有信徒的各种奉献,还有大量的各种募捐,钱财之多往往使琼斯本人都料想不到。

1990年代是南街村大发展的时期,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集中在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而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自从1994年获得某些中央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光环背后的荒淫与邪恶

随着人民圣殿教的壮大,琼斯的权利欲极度膨胀,教派内的民主气氛愈来愈少。他把自己从以前的上帝的代言人的地位变为声称自己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信徒的“父”,是他们的“主”,任何人不得违背他的意志,否则就是叛徒。教会中每个信徒的发言都充满对他的赞美和歌颂之词。原来他所宣传的“爱”也为愈来愈严格的纪律和惩罚所替代。更有甚者,他利用信徒对他的崇拜,在教会内可以对任何一位年轻、有吸引力的女会众提出性要求,而无人敢拒绝,许多被他选中的妇女还把这视为无上的荣光。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教会中一些中产阶级对他的不满,有些人开始设法摆脱他的控制。

随着南街村的发展,“班长”王宏斌的权利极度膨胀,在南街村,实际就是王宏斌一人说了算。南街村不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村给的。如果反对王宏斌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班长及其亲信可以对村里的任何一位年轻的、有吸引力的女村民提出性要求,谁也不敢拒绝,否则就停发生活用品,甚至全家都会被逐出村民楼。在长期的洗脑和精神控制下,许多女性对能够为班长服务感到无上的荣光,因为班长在村民眼中是伟大领袖的化身。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女村民来到现场,称小孩是她们为王生的,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五、神话破灭 走向末路

1977年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圣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指控,内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残、勒索、贪污,以及琼斯与格雷斯的不正当关系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话,有人指出:就连只有4个月大的婴儿都要挨打,琼斯总是微笑着注视人们遭受体罚。“人民圣殿教”叛逃的信徒斯托恩夫妇、默托夫妇,以及其他有亲属在琼斯镇的20多人联合起来,成立“有关亲属委员会”,并于1978年4月11日发表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使用“肉体和心理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琼斯大呼末日来临,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信徒们的监视和控制。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又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经过“有关亲属委员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国会部分议员的重视。1978年11月1日,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瑞安通知吉姆·琼斯,他将访问琼斯敦。11月14日,议员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有不少记者,包括几位非常优秀的名记者,还有“有关亲属委员会”的6名代表。17日,议员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会见了琼斯的律师和代表。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获准前往。瑞安一行乘坐两架租来的小型飞机飞往距琼斯敦还有几英里远的凯图马港村,再由那儿坐琼斯敦派来的卡车,前往琼斯敦。

琼斯为议员等人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议员会见了吉姆·琼斯,记者们也在场。吉姆·琼斯脸色难看,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张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琼斯在记者们的尖刻逼问下终于垮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人向我开枪?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社。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并没招谁惹谁。可是他们不毁了我们决不罢休……”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

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琼斯沮丧道:“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都是谎话,一走了统统都说谎话。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安慰琼斯,“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在他们等待和登上飞机的时候,琼斯镇开来一台拖拉机,上面有六名枪手。这些人猛烈开火,议员瑞安和两位最出色的记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

当琼斯得知虽然有瑞安等人被打死,但仍有多人逃脱,并可能报告当局,于是,琼斯开始着手进行他的自杀计划。11月18日,琼斯召令全体社员,对他们说:“我们大家必须死。”“如果你们象我爱你们一样地爱我,我们大家就必须一起死,否则,外边的人会消灭我们。”11月18日琼斯下令所有追随者集体自尽,900多名成员喝下掺有氰化物的葡萄糖饮料集体自杀。

2008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题为《南街真相》的深度报道,揭露了南街村靠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支撑,以及久下银行巨额贷款的真相。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首先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不自由。”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六、极端势力撑腰 南街村尚未终结

南街村的真相经媒体披露后,把南街村视为样板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气急败坏,他们把《南方都市报》的报道称为“极右势力造谣污蔑”,就如同人民圣殿教把批评的声音称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分子的谣言”一样。南街村“班长”王宏斌称,争议越大,对南街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起到了广告的作用。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南街村因为拥毛而能够获得外界的各种资源,能够获得贷款和政策上的支持。这其间的吊诡让人深思。愚昧往往与喧嚣联系在一起,而智慧从来被迫保持沉默。这也正是南街村尽管拖欠巨额银行贷款,尽管内部存在着种种不良行为,但至今依然呆在神坛上的原因。

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证明,财产公有,权力私有是最坏的制度。因为财产公有了,你没有了私产,没有了存款,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只好受制于他人。而权力私有,一人说了算,你失去民主的权利,不得不听命于他人。这两者一结合,你就只有做奴隶的份了。(来源:南都周刊)

延伸阅读:

刘亚伟:倒车的,你给我停下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被称作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典范的南街村早在2004年就已悄然改行股份制,从那之后,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关于南街村的议论一直不绝如缕,这大概是因为发生在南街村的事情,对于正在经历着型期的中国大陆,的确具有某种典型和象征意义。

南街村一向以红色著称,这不仅表现为村中央那座被青松翠柏簇拥着、两位身着军装、不戴领章帽微的卫兵神圣不可侵犯地捍卫着的毛主席挥手的巨大雕像,以及雕像后面的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也不仅仅表现为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重新在南街村复活,街上的大喇叭里永远播放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南街村所有的村民(职工)上班前都要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背诵毛主席语录,下班时也要再次唱响革命歌曲,再次背诵毛主席语录。

还因为他们一直自称,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实行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干部工资也不过250元人民币,名曰“发扬二百五精神”;村民能得到定量发给的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一套住房,住房也只有两种样式,一种是92平方米的,分配给人口较多的及领导干部住,另一种70平方米,分配给人口较少的普通村民住;每家还统一配置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但不包括录相机、影碟机、计算机网络等等,传说这类电器在南街村是禁止使用,以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村民),所以家家户户的模样几乎都是一样的。

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神话一直延续到2008年2月27日,这天的《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南街村真相: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的深度报道,披露:南街村集团早在2004年就已在村民不知情下悄然改制,南街村“三大班子”12位领导成员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本属南街村集体所有的60%股份;南街村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村主任王金忠遗物中至少发现2000万元现金及多本王金忠的房产证,其追悼会上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以“二奶”名义要求分割遗产;而在背后支撑“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的,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外来劳动力。

由集体所有制变为股份制,这关涉到每个村民的根本利益,可不是一件小事。南街村的领导层何以能够瞒天过海,在村民不知情下把集体财产通过所谓股份制改造,变为十几个当权者的私产,从而实现了由“共产主义引路人”到“红色资本家”的华丽身?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南街村实行的所谓集体所有制。

从理论上说,村民作为南街村的一分子,自然而然地具有村民股东的身份,从而对南街村的集体财产拥有一份所有权。然而在实际上,南街村村民不但对南街村集体财产没有任何真正的所有权,就是对分配到自己名下居住和使用的住房和室内家俱、电器等设施也没有真正的居住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网上早就有人揭露,该村一位村民因不听村干部的话,就被停水停电停粮,勒命留下室内全套设施,全家“裸身”搬出,自找住处。

宪政法理认为:没有私人财产的地方就没有公正;分立的财产权得到承认,显然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始。人类联合成为国家,并使自己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财产得到保护。而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关于这一点,已经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土地产权与宪政共和》一文中有通俗易懂的解释,他写到:大家都尊重财产,就有一个保险在里面。我丢了权力不怕,因为我的财产不会被别人侵犯。这样,人就变得文明了,不会抓了权不放的。这在西方是一个传统……不像中国古代,丢了权,皇帝可以把你的家产抄没,没有这种事。丢了权就丢了权,你就不当官了。地产还在那里,不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政治共和的一个基础……因为权利不清的时候,老就想抢人家的,因为抢不算抢。我白拿你的,也不算偷。那大家当然都想拿。地产不清的时候,人就不文明。而且,这个时候,有权的人可以任意解释,说我这样做就是对的。政治上就变成你死我活了,这个政治共和就搞不起来。

无数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财产权是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就不可能实现。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享有归他自己处理的财产时,他的政治权力才会存在;所谓专制权力就是支配那些完全没有财产的人的权力。

而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

然而,虽然现在承认了私有财产,但是,“对公民人权和财产权的保障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这个道理还远远没有成为中国大陆全社会遵行的基本法理和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对国民人权和财产所有权侵犯的事例随处可见。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进行现代型的艰难。

近年来,网络上不时出现一些让人很不安的声音,一些人怀念毛时代,希望回到前三十年去,以致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毛左”的思潮。应该说,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然而却不能不指出,对毛时代的怀念实在是出于一种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除了现实的背景外,还由于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被遮蔽而导致的无知。

这种思潮出现的现实背景是经济生活中贫富两极迅速分化,差距越来越大;政治领域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猖獗,贪污腐败呈现公开化合法化趋势,大面积腐败成为人人都看得见的现实。因此我认为,这种怀念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反应。

如果能够冷静地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就会发现,和南街村改制的故事一样,无论是贫富两极分化还是大面积腐败,实在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根源于前三十年的原因:虚幻的公有制——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实质上的权力占有。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是一些人钻了公有制向私有制型这个特殊时期,权力对国有资产对社会财富仍具有几乎是绝对支配权这个漏洞。

在南街村这个曾给了左的思潮以希望和光明前景的乌托邦似的神话中,保留了人民公社的优点和缺点,当然是以缺点为主,优点为辅。优点是人们有安全感,生老病死都有人管,连肥皂都是配给的。缺点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努力加以改变的:

第一,没有人能有独立收入,这样他就不会有积蓄,不能选择离开,不能不听话。只要不听话,马上断水断电断粮。

第二,普通村民无法监督领导层的腐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人性善”,寄希望于领导是好人,不贪污。如果领导正好是坏人,贪污,他们只能忍受。

第三,缺乏基本公民权。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村里那个毛泽东的塑像,24小时有人站岗。这种做法的功能是让人们统一思想,敬畏权力。而思想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基本没有,至少是不提倡。

当下,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中国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寻求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千百年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在人类文明的漫漫路途上,人们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也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取得了一些理性的共识,这就是: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力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发育的温床。

使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从专制制度的“奴役地位”、“绝对统辖权”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法律上得以确立和保护,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和首要条件。

国民的财产权在国家法律和法理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决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私人权益的保障,相反,以此为起点而开启的,是一种通过保障“国民个体安全”进而推进到保证“社会安全”的宪政之路。

对于这一点,今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中国大陆已经有了一次经由公有制寻求公平正义的失败教训,相信一旦明白了真相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和我一样,都不愿意开倒车,回到毛时代去。(作者系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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