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地下党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1949年,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毛泽东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本文摘自2006年12月7日傅国涌的博客,原题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

1949年5月14日,上海国民党枪杀3名地下共产党员

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图书更是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编者按:经傅国涌后来查证,这位老先生为穆广仁,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但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然而,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而且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过,那里的人曾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的下发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此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邓小平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收入了这一文件。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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