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交钱财就把奶割掉 | 不堪回首的土改酷刑。

网络作者谭松年在“地主是怎样炼成的”中说,在土改时,他大姑妈、大姑丈被迫悬梁自尽,因为他祖父是原高鹤县有名的“大”地主,是全县的重点斗争对象。

他家原有十三亩半耕地,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每逢农忙都会叫五大舅公过来帮忙犁田耙田,由于祖母是个缠足小脚女人,插秧割禾就靠三个姑妈。五四运动爆发后,教学全面推广用白话文,南方政府取消了他祖父的教值,他开始失业。几年后三位姑妈结婚,大姑妈生有两男一女;二姑妈被媒人和婆家串通,为躺在床上病得五颜六色的儿子冲喜,出嫁那天竟然要用鸡公拜堂,吓得逃去了香港;三姑妈刚结婚后不久,闻传丈夫染上麻风病,也跟着逃去香港。1949年解放不久,拥有、自耕二十多亩田地和一蒸酒作坊的大姑丈自知是村中首富,可能会逃不过要做地主的厄运,随即也逃去了香港。

1951年2月工作队干部要大姑丈的二伯写信骗大姑丈从香港回来,信中说现在时局平静了,很多商店酒铺都已经重开,大姑丈信以为真,结果真从香港回来了,当时不止是他大姑丈收到这样的信,很多逃去香港的人都收到这样的信,结果都回来了。当时由于时局动荡,纸币波动大,他二姑妈丶三姑妈就将所赚到的钱都兑成黄金以求保值,在大姑丈从香港回乡之时便将两条金链叫大姑丈带回他祖父,谁知大姑丈一回来便被五花大绑,即时宣布他为地主。1952年,毛泽东指广东土改“煮夹生饭”“像乌龟”要求广东进行第二次土改,“村村见血,户户斗争”落任务要数目字,使本来已经平静了的土改又轰轰烈烈起来,很多村害得“塘中无鱼以虾为大”,三推六问,吊拷绷扒,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使人戴上地主、富农帽子。对现有的地主就是深入砍挖浮财,要他们交出源源不绝的财产,大姑妈、大姑丈被日斗夜斗,尊严尽失,遍体鳞伤,一到入夜更加痛楚难忍,夜不成眠,痛不欲生。然而,一切财产都已经在去年全部沒收了,又何来隐藏什么金银财宝呢?!但那些人每日每夜要他交出来,这使大姑丈信以为真,这些人都是为钱,只要他交出金银财宝就会没事了,这时他想起岳丈里有他帮小姨拿回来的两条金链,于是他说自己有两条金链放在岳丈那里,就使人叫祖父将两条金链送过去,而祖父也心明大义钱财乃是身外之物,只要救得女儿女婿也在所不惜,于是在6月1日当天把金链送过去,谁知金链送到之后,那些人对大姑妈、大姑丈斗得更加厉害,说他隐藏黄金,而祖父被当即宣布为漏网地主,替地主窝藏黃金,全家被扫地出门,当晚大姑妈和大姑丈双双悬梁自尽。

然而,最讽刺的是当到了土改尾声分田,地主也分与贫下中农同样一份的时候,他家也是分得13.5亩!

土地改革最终解释是将占多土地的人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人。然而他家土地土改前是13.5亩,土改分得也是13.5亩,何改之有?!划分阶级是为了清除剥削,然而他家靠什么剥削,剥削了谁?!全县之大地主尚且如此,那些小地主岂不更冤。

有一本叫《苦旅纪实》的回忆录,作者是云南曲靖离休干部李荫祥。作者早年为滇黔桂边纵老战士,后来曾任曲靖沾益县公安局长,后打为右派,文革继续被迫害,曾数次被秘密报请“枪决”;文革后,于曲靖检察院任职至“离休”。难得的是:一是无论1957被整成“右派”还是文革被弄成“反革命头子”,他始终未认罪;二是他不仅没像大多数冤者一样因“平反”感激涕零,而且反思。这里摘录的本书P138-141的部分内容:土改酷刑。

【1、“老牛拔桩”与“点天灯”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大营乡飞机场边

“……才过几天,我就被通知到县委工作队去参加减退工作。县委工作队驻在大营乡,就在沾益飞机场(侯按:这是抗战其间,美军在曲靖修的两个军用机场之一)边上,离城五华里……

为了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干部队伍中掀起‘反地富思想’的学习。不准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同情,更不准包庇。在大营的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会议是由农民选出的农会主席主持,对地主追交‘不义之财’(当时叫做‘追浮财’)时,斗争会出现了酷刑逼供,一个姓王的地主,又当过保长,被吊起来用细棍子打,后又搞‘老牛拔桩’(注: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地主的手指绑在木桩上,然后在手指与木桩及绳子间加楔子,使地主受罪)。使用这些办法地主仍不交出财就‘点天灯’(注:是将地主的手指用油浸透的棉花抱着,然后用火把棉花点燃),这个地主被烧了喊天叫地痛得几死几活,最后,这手指被烧了一截,残废了。看到这些做法,我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明知道这样做不符合GCD的政策,但不敢在语言上加以制止,怕被带上‘地富思想’的帽子。有的干部提出‘这样不好’的意见,就被地委工作队的队长王兰亭严厉批评,说是‘同情和包庇地主’。而对出头使用酷刑的人,王则在会上大加赞扬,说是‘斗争很有气势,打了地主的威风’……”】

土改中展览农民之家与地主之家

 

【2、地主小老婆被生割乳房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现汽车总站背后广场

“点上的减退工作结束了,县委决定向全县铺开。为此,召开了全县的区乡干部会和县农代会进行布置。为了震慑阶级敌人,造成声势,还要在会议期间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全县的大恶霸大地主揪出来斗争,并计划枪毙一批恶霸,已在会前整理材料,上报给掌握杀人权的地委主要领导批准。

农代会、干部会如期举行,万人斗争大会也按原定计划召开。会场设在(现)沾益汽车总站后面的广场上。……到会人数约三四万人。为了表示代表群众,县委、政府、农协、青年团、妇联的负责人都到台上就坐,并称为大会主席团。……斗争时的重点在追缴地霸‘浮财’……。在最先拉上台斗争的几个县城有钱的地主,一上台就吓得发抖,一叫他‘交出钱财’就规规矩矩地说出‘钱在哪里,有多少,完全交出来。’在斗争全县最大的地霸潘子笏时,由于他是长期被批斗,已衰弱得很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叫起来:‘潘子笏不老实,不交钱财,就把他的小老婆拉来斗争。’这话一出,许多人随声附和,‘要得,斗他的小老婆。’立即跳出几个‘民兵’(实际上是几个油杂分子,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跑到会场一边的‘地主家属’群众,把潘子笏才二十多虽的小老婆扭着手拖上主席台斗争。……这个突然从家属群中被抓上台的年轻女人根本想不到恶运已降临到她头上,她成了代替潘子笏挨斗的人。……在逼潘子笏小老婆交出钱财时,她总说‘潘家的钱从来不让我管,我不知道他家的钱在什么地方!’连问几次,她都这样答,于是有人喊‘把她吊起来,’‘吊起来’。她被吊起来了,一面求饶,一面叫:‘我确实不知道他家把钱放在哪里,潘家从来不叫我管家。也不让我知道,我确实认不得,你们问他嘛!’

潘子笏有两个小老婆,这个小的才进门四五年,年纪才二十四五岁,比潘子笏的年纪小二十多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的读过初中,是家中欠潘子笏的债,还不起,被逼着用女的抵债才嫁潘子笏的,所以她实际上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的受害者,潘家怎么会让她管家?她又怎能知道潘家的钱财呢?)可是,这个几万人的斗争会,被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油杂分子指挥着。在女的被吊起来又交不出底财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拔出一把匕首,把她的衣服挑烂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胁她:‘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家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台下有几个人吼。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的人在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哟’的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脯淌下来,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上……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下她的一只奶。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女的被抬走了,会场的斗争对象换成另一个,斗争会还在继续……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县委书记甘文忠轻声对我说,‘你赶快回县委会去打个电话给杨承明政委,把这里发生的突然事件告诉他,就说我请他务必来一趟,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对这个女的原来没有报请批准枪毙,现在已经昏死了,处理不好会造成影响,请他来一趟。’

……放下电话,我跑回会场,向甘文忠同志说了‘半个小时后,杨政委到,不过,他在电话上发火了。’斗争会还在进行,还在吊打其他地主,……一会,地委书记杨承明来到现场,他和甘文忠同志讲了好一阵的话,又到会场旁边去看了那个被割了奶还在昏迷不醒的女人,回到主席台上,他对甘文忠同志讲;‘算了吧,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齐枪毙了,这样议论会少一些。’

斗争会结束了,由人民法庭宣布处死刑的名单,原来已报请批准枪毙42个,临时加上潘子笏的小老婆,那天共枪决了43个人。

这些被处极刑的人,就被拉到会场一侧,由民警队枪决了。临时被割了奶昏死的那个女人没法跪,被拖到一边,填了一枪,也结束了她的生命。……”】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建国立初期在“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GCD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大陆彻底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并使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获得了农民的高度信任。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更严重的是,土改时有大量的人死亡。

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7个人。

当时的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现在农民有什么?分到手的土地又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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